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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直指人心的精神佳作

发布时间:2016-11-04  来源:团结报

2010年5月15日,雷达的文章《直指人心的精神佳作》,刊载于团结报6版的版面中。

 

小说《白虎关》出版后,我有感于当时整个文坛的反应较寂寞,曾在博客中提到了它:“这是一部细节饱满、体验真切、结构致密,并能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根本问题,闪烁着人性良知与尊严的辉光的小说,一部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的小说。”

我们常说,只要人类的情感、良知、理想不灭,文学就不会灭亡。但是文学想要不消亡,就得出色地表达人的良知,人的情感,要表达人的精神困境及其不倦追求。怎么表达呢,有无足够能力,我觉得雪漠的作品给了我这方面的启发。《白虎关》在精神性内涵方面的挖掘是比较深的。雪漠的心比较宁静,他能思考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塑造的人物兰兰、莹儿、猛子都是农村里最卑微的小人物。可是他们内心中想的问题,却很不简单,饱含哲理。所以,进入《白虎关》我们会发现,它是直指人心的,写出了灵魂的救赎、精神的重生。其次,才是作者自己讲的,要把农牧文化最后的一抹晚霞定格下来。但我感觉前一部分内容更重。雪漠说:“我的写作目的很简单,概而言之就是两点: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闹时,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带来清凉。”他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题记“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的时候,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白虎关》是双主题,但前一个主题更重要。

这部书渗透了一种浓厚的宗教精神,就是着重写人的信仰和自律的重要。因此说它比当代的一些长篇小说高了一格。必须指出一点,宗教精神与宗教本身还不一样,这也是雪漠常说的,他是信仰者,而不是教徒。这部小说讲的是人要有信仰,人要有精神依靠。雪漠本人一直在研究藏传佛教,他已出版了两部宗教学术著作。《白虎关》的主要人物都有一种精神救赎、自我解脱、浴火重生,重铸信仰的生命线索。比如猛子本来是一个硬汉,是一个贫农,这样的人物的现在时很难写,但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猛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写出了一个心路历程。再比如兰兰这个人物,她和莹儿是换亲的关系,是一对苦姐妹,贫穷的牺牲品,她在经受了丧女、丈夫毒打等等不堪的遭遇后,因找不到精神的出路非常痛苦,几欲寻死。后来,她信仰了“金刚亥母”,进行自我完善,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最后这个人物达到了既不悲,也不喜,比较超脱,甚至比莹儿更镇定,才能在沙漠里救起莹儿。兰兰是在把小爱升华成了一种大的慈爱,仁爱。

我对宗教研究不多,但我仍觉得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包容多种文化,更不能简单化地排除宗教精神。从《白虎关》可以看出雪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较多。他在“后记”中写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一些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人在拜佛,把佛像做得很大,顶礼膜拜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膜拜的“神”不见了。现在我们的文学外形都有,煌煌大著也不少,但是文学精神没了。雪漠就是想找回这种精神,这一点很值得肯定——找回失去的文学精神。

雪漠想定格农业文明的消亡。我注意到他写了不少故乡凉州的生活变化。雪漠想重新发扬地域文化的魅力。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也很突出。今天是一个克隆的时代,是一个复制的时代。我有一个观念:我们今天的生活本身就是雷同化的,我们的文学也会受到这种模式化生活的制约,作家的原创力极为匮乏。因此,作家要想走向世界,要想写出个性,就要重新挖掘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里尚未开发的东西。我们整个中外文学史都证明了作品之所以引起注意、之所以流传在文学史上都与浓郁的地域文化有很大关系的。

尽管小有瑕疵,《白虎关》仍是近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它的精神内涵深,其中涉及到人的存在、人活着的意义等方面,正是我们今天物质高度发达下人心最匮乏的。说严重些,我们正处在一个精神危机的年代,文学如果还要活着,就得触及人的存在的问题。不能触及人的存在的文学只能是消遣品。

另一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曾被认为就是写实,模拟,再现,“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这是浅表的。但现实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玩些形式花样,搞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东西,那也不见得就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应该是比表象更真实更深邃的精神真实,现实主义仍需要发展,变化。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