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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

发布时间:2016-11-04  来源:团结报

□ 陈延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内容摘要

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和发展,其领导人及代表人物都经受了抗日烽火的考验,以其独特的地位与身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民主党派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代表个人,在患难与共中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的重要贡献,书写在抗日战争的丰碑中,留存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定格在时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的洪流中。

  风雨如磐的岁月,最见人心。

  转轨变化的时代,尊重命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的英雄史诗,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支柱。在1931年“九·一八”之后第三天,共产党最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发表对日宣战的宣言;国民党蒋介石却指望国际社会挽救,推行不抵抗主义,继续围剿红军,导致东北沦陷,华北主权尽失。共产党1935年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主动改变国难当头两个政权的对立;国民党蒋介石却亲临西安继续策划围剿陕北红军。共产党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确定全面持久的抗战路线,靠自己微薄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国民党军队却由对日军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形成和发展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包括民主党派的民主力量与蒋介石等顽固派势力之间进行政治抗衡。

  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和发展,有的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中分化出来的,有的是从国民党进步力量中产生的,也有的在抗战期间酝酿筹组到解放战争时期成立,还有的从中间党派组合、建立、分化,其领导人及代表人物都经受了抗日烽火的考验,以其独特的地位与身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民主党派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代表个人,在患难与共中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的重要贡献,书写在抗日战争的丰碑中,留存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定格在时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的洪流中。

  响 应

  当中华民族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主党派响应共产党的武装抗日言行,以各种形式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

  1933年4月,张澜受四川当局的委派,赴武汉、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桂林等地考察,先后会见了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陶行知等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和军队将领讨论抗日,此行对他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李宗仁在座谈会上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白崇禧痛斥蒋介石囚胡汉民、李济深,杀邓演达,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而暗中勾结日本,丧尽人心。

  1933年5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到张家口与冯玉祥讨论抗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20日,由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事了。

  1934年夏,王绍鏊赴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并与陈达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的默契。

  民族大义重于“骨肉相煎”。民主党派同感共产党这种民族精神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1935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明确提出“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 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并主动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决定“同共产党合作”。这个与共产党曾有过激烈斗争的民主党派,当时第一个响应《八一宣言》。

  1936 年1月,宋庆龄请“红牧师”董健吾去陕北与共产党联系,转达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接通。

  1936 年1月,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李济深、蒋光鼐等发表《对时局宣言》, 呼吁各党派应以民族利益为前提, 抛弃一切成见, 站在民族斗争的前线共同组成“联合战线, 武装抗日”。

  1936 年7 月, 救国会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呼吁“处于全国最高统治地位”的蒋介石, 应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救国会赞扬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认为“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重大的影响”。

  共产党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同章乃器、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延安两次写信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代表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向全体救国会会员表示无限敬意,并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没有这种共识,就没有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源头。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联合成为可能。

  但国民党蒋介石并未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违背民众抗日爱国的意愿炮制冤狱,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名领袖,酿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蒋介石还亲临西安继续策划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民主党派极为重视共产党联合蒋介石的“逼蒋抗日”方针,认为这是为了民族大义;民主党派感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十年前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之前嫌和仇恨,化十年之敌为友,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为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

  民主党派积极配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联络员,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响应共产党号召, 将“反蒋抗日”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 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 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 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转折点,也成为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经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的响应、支持、努力,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 1937年9月终于正式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靠 拢

  民主党派成员多是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人数不多,分量不轻,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地联系大后方的社会各界人士,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人士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影响。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抗战进程。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优势。

  抗战初期,民主党派还不能正确认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轻信国民党的抗战许诺,认为人民很快会得到民主权利,把抗战胜利的寄托全押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主张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抗日。一些中间党派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取消陕甘宁边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

  1941年1月6日, 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 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对共产党深表同情,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事尤为迫切。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月14日,宋庆龄再次电斥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等一边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一边不辞劳苦调解国共矛盾。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得知事变异常愤怒, 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 反对分裂”。职教社黄炎培认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致公党司徒美堂给蒋介石发电报, 谴责屠杀新四军的血腥罪行, 并代表10万洪门群众致电国共两党, 指出:“今大敌当前, 自毁长城, 自促亡国, 谁不痛心! ”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蒋介石没有料到“皖南事变”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没有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毛泽东感到“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941年,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指出:第三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1941年3月22日《政治情报》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使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进程中进退消长,引人关注。

  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主党派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时代前沿的勇气,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 应

  抗战时期,国统区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国统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生力军,是民族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战时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为构筑抗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舆论阵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人12月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量30万份。

  1937年11月,拥有不同背景、主张、性质的10家报社在重庆共同出版发行《联合版》,它是战时各党派、各报社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在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下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体现。

  1937年底,黄炎培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上详细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为世人知晓。

  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期间曾与毛泽东两次彻夜长谈,毛泽东论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梁漱溟深为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出版了《抗战行动》、《前进导报》、《抗战青年》、《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许多刊物;民进先辈柯灵、唐弢、郑振铎、徐伯昕等先后创立了著名的《周报》和《民主》周刊,宣传抗战、发动群众。

  1939年国统区的报纸已有400多种,1944年增至1100多种,民主党派利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报道文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和汪精卫的汉奸行径,介绍共产党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反映共产党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启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全国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游行请愿,抵制日货,募捐劳军,支前救护,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战场的作战,赢得了民众普遍的好感和尊重,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和支持。

  毛泽东明确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学术上鼓励,生活上关心,危难时解救。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等人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在重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出版。共产党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戏剧艺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发展了民主进步力量。特别是抗战初期、“皖南事变”后、香港被日寇占领后,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由衷地表示:“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情深恭维少,知己笑谈多。”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黄炎培在日记中曾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大大提升,也使得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其中不少人满腔热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共产党最终夺得政权,与此不无关系。

  民主是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为了在权力机构上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参议会系统相一致,将工农兵代表会议转变为参议会,保证了革命根据地政治权力的正确行使。“三三制”政权顾及各党派、各阶级,通过协商民主协调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成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立的开路先锋。

  但国民党搞一党独裁、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拘留爱国知识分子马寅初,查封邹韬奋在全国创办的宣传抗日与民主的生活书店。邹韬奋把抗战初期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信任形容为“发傻”。梁漱溟看到国民党无理取消许多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参政员资格名单,顿时“心中感愤不平,踌躇无计者甚久甚久”,他和其他党派领导人都觉得“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

  民主党派普遍萌生了失望和不满情绪,以国民参政会为合法、公开的政治舞台,与共产党携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旨在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国民党并无实行宪政的诚意,不久就出尔反尔,使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历时一年之久逐渐沉寂下去。

  国民党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往往千方百计予以瓦解。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采取支持、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1941年,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立,在国民党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1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联合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好转,中国战场却节节败退,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溃烂。国民党政府为蒙蔽国际视听,缓和国内危机,再次打出“宪政”旗号,摆出“即行宪政”的骗局。民主党派顺水推舟,与共产党又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激起了民主党派深深的共鸣,促成了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这是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对推动战后谈判和政治协商起到积极作用。

  “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拥护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以各种形式如集会、演讲、著书等表示支持、扩大影响,使其变成了举国共识。民主党派积极配合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独裁政策, 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民盟积极投入力量,张澜、李璜于1944年1月在成都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沈钧儒、黄炎培在重庆发起每月1次的“民主宪政座谈会”,周新民在昆明发起“宪政研究会”等,并引导青年学生和工商界人士加入到宪政运动的队伍中来。民盟先后发展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和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为秘密盟员,在桂林争取得到李济深支持并参加民盟的活动。民盟云南省支部争取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的知名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以及李公朴均加入了民盟,政治经济界上层人物缪云台等人也成为秘密盟员。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系国民党上层蒋介石的反对派人物,如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属屈武,白崇禧的高级参谋刘仲容,李济深的秘书狄超白,李宗仁的秘书刘仲华,还联系了文化界知名人士阳翰笙、沈志远、侯外庐,科学界梁希、涂长望,争取他们为抗战胜利起作用。

  民主同志座谈会联系国民党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如余心清、王葆真、马寅初等人。

  民主党派经过革命和战争的洗礼,逐步从分散走向联合,拥有自己独立的党派和政治纲领,在中国政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 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巨大磁场,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集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先后投入到抗战的历史大潮中。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有军事武装,在华北、华东、华南成立了众多抗日组织,在河北、广东农村组建了数千人的民众抗日游击队;其领导人黄琪翔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枣宜战役,后来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季方参加了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抗战工作。

  救国会的许多成员进入了陕北、华北、华中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先贤胡厥文等民族实业家在上海沦陷前,积极联络、组织上海工商界,为抗日军队赶制武器弹药;全面抗战开始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江浙沪宁的百余家民营工厂大迁徙,保存了可贵的人力物力资源,组织生产军需民用产品支援抗战。

  赵朴初在淞沪抗战期间,克服重重困难,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

  黄炎培亲自率全家老幼赶制丝棉背心,慰劳19路军将士。

  包达三在上海沦陷期间,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帮助新四军采购药品、粮食,资助爱国青年去苏北根据地。

  李济深利用主持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机会,将其作为动员各方抗日力量团结合作的“政府内的统一战线”。

  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团结抗战。

  驻防在延榆交通线上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建立睦邻关系,打破了胡宗南、阎锡山的包围封锁,争取民主团结,制止了国民党反共高潮。

  朱学范多次利用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机会,向各国代表申诉中国惨遭日本侵略,强调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众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同情和声援。

  以李友邦为首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和以谢南光为首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两大革命团体,于1941年2月联合组成以抗战复台为宗旨的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团结台湾同胞抗击日本殖民统治。

  救国会派钱俊瑞与时在欧洲的陶行知取得联系,发起召集旅居欧洲各国侨胞在巴黎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推动了旅欧华侨的抗日活动。陶行知在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地旅美华侨中宣传抗日救国,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

  蔡廷锴“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迫解甲出洋,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受蒋介石迫害避祸美国,他们在美国都得到了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

  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支援祖国,还专门组织了抗日救国筹饷局进行捐助活动。司徒美堂以古稀之年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募捐达5400多万美元。致公党曾先后三次输送华侨青年回国抗战,当时中国空军中的驱逐机飞行员,有四分之三是华侨。

  武汉失守之后,应城、天门、汉川、安陆、京山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洪门游击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等就是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尾 声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战到底,如何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回答、作了实践。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 跨越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大历史阶段,历经建立和形成、发展和壮大、过渡与结束的历史成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与其他统一战线不同特点,它形成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思想, 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在一个个真相面前,见证了拿和平做交易的龌龊,体验了受欺骗被出卖的痛楚,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后,心甘情愿地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共同情感取向,并达至共同价值追求,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读懂历史,就会读懂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法理上奠基、在实践中定型,起点、特色、基因、逻辑、格局极为清晰。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著名史学家胡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把握历史,就能把握未来。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的时间,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逐渐退场,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完全成为了时代的主角,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完全交替。

  站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已从亲身谈论战时年代的氛围、记忆、善恶的时代,跨入了以书面记录为主、对战时历史进行研究的时代,应该从历史嬗变的脉络里、人心走向的转折中,对伟大的斗争产生的伟大精神再进行整理,对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再进行分析。

  我们要负起记忆历史的责任,不然,70年就会在不经意之间匆匆走过。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