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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陈漱渝:亦师亦友《团结报》

发布时间:2016-11-06  来源:团结报

█ 陈漱渝

逝去的背影凡是以文字传情达意的现代作家,都离不开现代媒体的支持帮助。作家跟媒体编辑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恰如相互辉映的星光,使夜空更加深邃壮美。三十多年来,我跟《团结报》文史版编辑的关系就是如此。

记忆中,我跟《团结报》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我当时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所以特别关注《团结报》有关鲁迅的文字。那时《团结报》社长许宝骙对周氏兄弟研究兴趣颇浓,专刊部主任全灵又刚从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调来,所以在《团结报》上就两个问题展开过争论:一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是否到北京八道湾拜会过鲁迅;二是鲁迅之死是否源于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误诊或蓄意谋害。这两个问题的辩论都引起了国内外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今天看来,这场辩论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问题的本身,而成为了学术领域中作伪与反作伪这两种学风的交锋。《团结报》表现出了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也在辩论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我在《团结报》发表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介绍台湾的一组文化散文。因为我有直系亲属在台湾,所以早在1989年就获准到台湾探亲。那时台湾当局刚刚解除“战时戒严令”,两岸关系开始松动。但由于长达四十年的隔绝,两岸对彼此的情况都很不了解,甚至闹出了一些笑话。比如国共两党长期对对方以“匪”相称,或曰“蒋匪”,或曰“共匪”,形成了语言习惯。相传有一位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在北京想瞻仰天安门,便问路人:“请问共匪先生,到天安门怎么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中,我这个大陆人在台湾便成了“珍稀动物”,我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文字一时间也被不少大陆读者争相传阅。读了我在《团结报》发表的这组文章,读者客观了解到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苏雪林、林海音等著名作家晚年的状况,也带读者游历了一趟当时只有在流行歌曲里才能接触到的日月潭、阿里山、澎湖湾,以及那座“充满喜和乐”的小城……老作家萧乾称赞我笔下的台湾是“鲜鲜活活的”,原因是我“摘下了有色眼镜,掏出了同胞心”。我在《团结报》发表的《炎黄儿女情,中华文化心》一文,还荣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情”征文的散文一等奖。1992年,我将这批散文集结为《风情、亲情、乡情——一个大陆人看台湾》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被台湾朝阳堂文化公司购得海外版权,发行了繁体字版。不久,这本书经过修订增补,易名为《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又先后由全国政协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和台湾的黎明书局再次发行,在两岸均获好评。前不久,我读到《团结报》副刊编辑侯玢的一篇回忆,说当年我投寄的是手稿,而我的字迹既拙劣又潦草,极难辨识,所以每次编排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读了这篇文章,我在感激之余,不禁对甘为人梯的《团结报》编辑怀有深深的愧疚。

我感到,崇文敬史是《团结报》的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特色。在综合性的报纸当中,能像《团结报》这样,把“文史周刊”“文化周刊”办得既严肃又活泼,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深度的,应属凤毛麟角。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在《团结报》主持了一个“民国史谭”专栏,刊出了三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体裁不限,风格不拘,但都能在不长的篇幅中提供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使专家学者不觉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追求目标。我也应天石兄之邀撰写了几十篇学术随笔。记得其中有一篇《张闻天、鲁迅、胡秋原——左联时期围绕“文艺自由”问题的一场论辩》。这篇文章持论公允,引起了远在台北的胡秋原先生的重视,并转载于他主编的《中华杂志》。胡秋原先生1988年4月发起中国统一联盟,同年9月赴大陆访问,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他亲自转载《团结报》的文章,也是为了促使两岸的交流,增强两岸的共识。

1993年5月,杨天石从“民国史谭”的文章中遴选出一百余篇,以《民国掌故》为书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8年,此书经过增补,又以《民国史谭》为书名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可证这批文章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这同样是文史界的作者跟《团结报》编辑合作的成果,为学术界树立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和文风。

弹指一挥间,《团结报》走过了60年不平凡的历程。在古代,“六十曰耆”(《礼记·曲礼上》),即到了可以指导别人的境界;又曰“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即能够聪慧的领会他人说话的真意。这也就意味着人到六十,阅历丰富,虽近暮年,但已成为了智者。不过当代医疗条件改善,六十不老,尚属壮年。年壮而又足智,正是创建辉煌的最佳时机。当下,年满六十的《团结报》版面扩大了,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壮大了,又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纸媒与新媒体的结合。我坚信这份报纸能够成为报刊园圃中的一枝独秀,高标挺立,“不与群芳争绝艳”,“自是花中第一流”。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