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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心穗、温香彩、杨天怡、施中岩、程萍、陈星莺参加全国政协“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双周协商座谈会

发布时间:2017-05-10  来源:

    全国政协4月27日下午在京召开第6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郑心穗,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直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物理监测室主任温香彩,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杨天怡,全国政协委员施中岩,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农业厅巡视员程萍,全国政协委员、河海大学副校长陈星莺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郑心穗:《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可借鉴地方立法成功经验

    从2012年到2016年,湖北在涉水相关领域共制定了包括《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在内的6部地方性法规、作出2项决定,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地方涉水立法体系。

    湖北省地方立法工作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破除体制顽疾,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二是坚持系统思维,对水环境质量实施综合管理;三是突出问题导向,勇于探索与创新。结合湖北涉水地方立法经验,对《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建议:

    一、正确处理地方政府职责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职责的关系,强化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总责”。建议结合“水十条”、“河长制”等国家治水新理念、新举措,建立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对水环境质量改善负统筹责任、领导责任。在此基础上,上级人民政府应对下级人民政府的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实行年度目标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当地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任职、奖惩的重要依据。

    二、正确处理“减排”与“增容”的关系,通过综合治理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立法目标定位。根据湖北地方立法经验,建议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综合采取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实施生态补偿等多种“增容”举措,与既有的“减排”措施形成制度合力。

    三、正确处理上位立法与下位立法的关系,在修法过程中充分吸纳下位立法的成功经验。相关下位立法已经在管理体制、协调机制、生态保护与修复、相关领域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立法探索和创新,形成大量具有实效性的模式、措施、规定。这些成功的地方立法经验,在《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应当很好梳理并加以必要吸纳,使其上升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适性法律规范。

 

    ■温香彩:建立完善的水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当前,在水环境监管过程中,部门职责交叉问题较为突出,数据不一现象时有发生,多部门水环境监测职责尚未形成“拳头”效应。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数据信息分割。二是数据标准不统一。三是信息整合不到位。为最大程度发挥各路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成数据资源合力,建议:

    一、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通各部门数据信息壁垒,实现部门间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使各部门数据资源得到最大利用,提高政府部门协同监管能力和管理执行力。

    二、建立统一的监测标准。一是建立统一的监测断面设置规范。各部门分工开展监测工作,数据互通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二是建立统一的水质监测全过程的技术规范。三是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加强各部门监测机构间的比对监测和技术交流。

    三、尽快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建立统一的、综合性的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从政府高度、综合角度实现跨部门信息交换和共享。将流域的基础地理信息、气象水文水质、重要污染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数据信息统筹纳入此系统,并据此建立水环境信息统一发布平台。因为流域水环境问题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综合研判、科学分析流域水环境问题需要大量水环境监测数据和各种辅助数据的支持,以说清水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为例,不仅需要环保系统的监测信息,还需要水利部门的水文信息、气象部门的气象信息,也需要人口信息、工业企业信息、基础地理信息,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统计信息等。而且为保证饮用水安全,住建部门也需要环保部门的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

 

    ■杨天怡:推进环境监测多元治理确保监测数据真实

    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在水污染治理中具有很大意义,建议:

    一、在修正案(草案)中明确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监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监测”,并由“国家通过财政等手段支持建立、健全国家水质监测网”。

    二、针对人为修改原始监测数据的问题,建议明确规定:“非经法定程序和法定事由,原始监测数据记录不得变更。”同时,针对修改原始监测记录的行为应明确处罚责任。

    三、针对跨行政区的交界断面监测,建议明确“上游来水水质是否达标应当由下游监测并作出判断”的原则。

    四、加强对水环境监测的社会监督,鼓励第三方在监测方面提供服务。建议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监督水环境监测行为,并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检举。”“经环境保护部门委托并具有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数据和经过环保部门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依据。”

 

    ■施中岩:加强船舶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第四章虽特设“船舶水污染防治”一节,但现有立法设计并未完全理顺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交通、水利、环保、渔业、旅游等部门“多龙管船”情况,而且港口、码头、装卸站、船舶修造厂的防治主体责任不明确,对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和水路运输过程中的水环境安全隐患未根除,特别是行政处罚规定不完善、力度不够,缺乏法律应有震慑力。为此,建议:

    一、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建立“涉船”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协作机制。不再突出交通部门对船舶水污染防治的“统管”,而是确认交通、环境保护、水利、农(渔)业、旅游等部门各自法定职责,增强“涉船”相关部门在船舶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协调性和协同性,建立县级以上“涉船”相关部门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动机制。

    二、进一步明确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的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明确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应当承担配备必要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并使之良好运行的责任,重点提升其对污染物的处理和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等。

    三、结合相关立法规定,全面防控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和水路运输过程给水环境安全带来的危险。建议对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和水路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水环境安全措施进行概括性立法规定,为相关下位法适用提供上位法依据。

    四、进一步完善船舶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责任体系。对不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违法行为,增加法律责任。进一步明确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理厂等主体的违法责任,对造成船舶污染的违法者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罚款幅度,针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情形,增加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切实使其感觉到“痛”,提高法律威慑力。

 

    ■程萍: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内容,这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一大进步。但这些规定只是原则性、指导性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此次修订草案中涉及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条款增加不多,仍存在一些问题:按照工业化的方式来对待面比较大、比较广的面源污染,对农村水污染的监管职责不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资金投入不足。对此,建议:

    一、鉴于面源污染分散化、地域化等特点,建议修订草案鼓励地方推进面源污染治理立法,因地制宜、因事制宜,针对不同污染源采取不同对策。

    二、明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责任部门,解决有关畜禽污染治理工作责任部门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三、加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财政资金投入,建立政府、社会与农民多元共治体系。鼓励有关部门制定和出台面源污染防治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议设立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财政专项资金。鼓励畜禽粪便、污水等废物就地就近利用。

 

    ■陈星莺:进一步完善经济激励机制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是进一步扩大了对水污染行为的约束范围,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议通过释放财政、政府采购、价格、奖励、补贴等经济信号,有效引导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主动承担水环境保护责任,自觉履行防治水污染的义务。修正案草案中对于经济激励机制的法律规定尚不充分。对此,建议:

    一、要更好地实现对水污染的源头控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企业按照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废水和水污染物排放量,加强废水循环利用。对为减少水污染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应当通过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

    二、通过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水环境质量改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改善水环境质量,依照有关规定转产、搬迁、关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资金支持、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社会保障等方式予以扶持。

    三、促进市场的“无形之手”配合政府的“有形之手”向水污染防治共同发力。应当发展环保市场,通过招标、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开展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运营、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修复等环保服务业务,促进水污染防治的市场化。

    四、激励公众参与。国家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企业、公民个人对政府组织、对水污染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并对诉讼费用进行减免。各级环保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水污染防治专项基金,资助和奖励对防治水污染作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责任编辑:民革中央调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