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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发布时间:2019-09-19 19:41:27 来源:团结报

  程 潜:带领湖南和平解放的“老上司”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9月初,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9日这一天,毛泽东忽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乘车离开中南海,直奔火车站。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大进军,各地的政协代表、进步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毛泽东的忙碌,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夸张。这次,让毛泽东推开其他要事去车站迎接的这个人,确实不一般,他就是被毛泽东尊称为“老上司”的国民党元老——程潜。

  到北京:

  毛泽东去车站亲自迎接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程潜乘坐的专列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出现了文首那一幕。当晚,毛泽东还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19日上午,毛泽东又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与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游览天坛,并约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同游。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程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随后加入了民革。在会上,他回顾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经过,深有感触地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团结,才把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打倒下去,才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扫除出去,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才能根本铲除官僚资本主义”。他表示:“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建国大业搁在大家肩上,我们今后便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反动残余力量彻底肃清,对内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努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外则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程潜进京并如此受毛泽东重视、礼遇,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不小震动,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迅速解放和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等问题都事先婉商,慎重安排。考虑之周到,待遇之优厚,完全出乎程潜的预料。毛泽东在召开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就对程星龄谈了对程潜工作和生活的打算,说:“颂公在军政界搞了几十年,旧部多,需要安排而又可安排的,要尽可能地予以安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折成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年纪大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个职务,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北京。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在政协:

  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作贡献

  程潜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的殷切关怀和优厚待遇非常感激,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就是自己长达半个世纪革命所追随的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他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协商,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怀着“敬恭桑梓,造福人民”的豪迈气概,勤于参政、忠于职守,利用自己的声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20日,程潜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程潜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1950年9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法》,制定中南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作了发言,他高度赞扬中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表示热烈拥护土地改革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1953年1月13日,为进行《宪法》和《普选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程潜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程潜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我在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中,能够有机会比较深入地钻研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学习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因而对宪法草案得到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从本届起,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程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仍然具有广泛的基础,“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需要继续存在。他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的规定,工作报告中对今后任务的提出,都同宪法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切实遵守总纲的准则,贯彻实现今后的光荣任务。”

  在湖南:

  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

  程潜在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凡属全省性的重大行政措施,他都亲自听取专题汇报和综合汇报,了解全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决策。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且很有见地的发言。与会人员感叹道:“颂公简直是位水利专家,充分的论据、精辟的分析,令人非常信服。”会后,程潜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泽东。毛泽东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同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流工程4月5日动工,6月20日竣工,蓄水量可达50亿到60亿立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

  程潜任湖南省省长共14年,尽管年事已高、身兼数职,仍殚精竭虑,主持省政府的各种重要会议,亲自拟写《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的提纲;邀请厅局级干部作专题汇报,并根据上级精神和地方实情,做出令人信服的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放前,湖南人民称颂公为‘家长’,解放后,颂公不愧为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他经常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南洞庭湖、荆江分洪工地,浏阳、醴陵和湘潭,偏僻的湘西,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程潜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曾对秘书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给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他自己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不要讲排场,乱花国家一分一文。”毛泽东特批给他的每月五千元的特别费,则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同仁及其后代。(张蔚秋)

  谭平山:人民监察制度探索者

  谭平山(1886-1956),曾用名彦祥、鸣谦、聘三,别号诚齐、诚斋,广东佛山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49年9月22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到第二天。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位精神矍烁、银髯飘洒的老者登上了讲台,向各位代表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他的介绍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语速不快,但分外铿锵有力。这位老者,就是民联、民革的创建人谭平山。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谭平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他无比激动,挥毫赋诗《迎一九四八年十韵》,用“众志自成城,衰朽愿执鞭”的诗句表达了愿为新中国成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民革成立后,谭平山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民主运动中来,仿佛找到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撰写文章为革命呼号的激情,连续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多篇署名文章。他号召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他支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称之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最忠实的实践”;他代表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他还比较了新旧政协的根本不同,指出“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系列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驻香港的中共组织帮助下,大批滞港民主人士被秘密护送至北方解放区。由于谭平山的积极态度,他与沈钧儒、蔡廷锴等人第一批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为了保证每一位北上人士的安全,他们在登船前全都化了装。9月15日,谭平山在香港登上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经过16个昼夜的颠簸,终于进入东北解放区,投身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之中。

  1949年6月,谭平山被推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筹备会第二小组报告了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在他的努力下,成稿提交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对于政协会议的名称、任务、参加单位和代表、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详细说明,奠定了我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框架。

  新中国建立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他开始着手建立人民监察制度、执行人民的监察工作,并梳理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原则和今后的中心工作。谭平山深感这项工作是党对他的高度信任,虽然年事高、血压高,但他仍然认真负责地与监察委员会的中共组织合作共事,坚持处理人民监察委员会的事务,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意见。对于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中,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案件,从查证核实到定案处理,谭平山总是不辞劳苦,与监察干部们并肩战斗。

  为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监督体制和制度,谭平山不断加强人民监察制度理论研究,深刻总结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主张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政府机关和一切国家工作人员,以迎接行将到来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1952年10月,谭平山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监察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毫不讳言地揭示了监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对人民负责,一丝不苟。1954年,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时年68岁的谭平山才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

  由于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察国家公务人员是否履职并纠举其违法失职,谭平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家人。生活中,谭平山非常俭朴,平时以白粥加素菜当餐。据女儿谭宗文回忆,父亲一生常买旧衣旧鞋穿着,并自以为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搬到北京工作,为了不给国家增添麻烦,自己掏钱在北京买房子解决住房问题。儿子谭秉文是经济学家,本来有机会出国工作,但谭平山要求他留在国内为祖国服务。据外孙余川广介绍,他还严格要求子女和家属,从不利用特权为家人谋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孙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权,刻意不公开联系。

  1956年4月2日0时20分,谭平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可 玥)

  蔡廷锴:被誉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6年5月下旬,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收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发出的来信:

  贤初先生惠鉴:

  久违教范,驰想时殷。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造成东北问题解决之困难,全国内战之危机严重存在,人民权利自由到处遭受极大之摧残。扭转危局,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五月三日迁抵南京。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在先生指导下,民主浪潮蓬勃发展,无任欢腾。今日华南反独裁反内战、民主和平之事业,端赖各方一致合作,向所信迈进。想桂粤往日十九路旧友反独裁志士,必能在先生领导下更增团结也。恩来现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无任感祷。

  专白。祇颂

  时绥!

  周恩来敬启

  五月二十三日

  收到周恩来的来信,蔡廷锴百感交集。抗战胜利后,闲居在家的蔡廷锴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袖在重庆谈判,他曾对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寄予美好期望,但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是谈判破裂,导致烽火再起。蔡廷锴亲历了家乡和广州等地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颓废,他决定走上推动国家民主建设事业的道路。周恩来的来信,使蔡廷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举行。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作为民促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9月23日,大会开始进行主要发言。蔡廷锴代表民促发表讲话,表示:“过去,我们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已取得了推翻反动统治的伟大果实;今后,我们更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坚决的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参加开国大典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蔡廷锴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蔡廷锴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虽然已至花甲之年,蔡廷锴依然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满怀热情地开展工作。他相继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与中共同志密切合作,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协商,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献计献策。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蔡廷锴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刘斐等18位委员,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蔡廷锴与程潜、张治中、刘斐等人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此次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张治中担任组长,刘斐任副组长,聂荣臻、罗瑞卿、傅作义、蔡廷锴、李涛任组员,主持新中国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

  为抗美援朝积极捐款

  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实践爱国公约,是蔡廷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投身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蔡廷锴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以郭沫若、李立三为首的新中国人民代表团从北京启程赴朝鲜,任务是庆祝“八一五”朝鲜人民解放五周年、慰劳进行抗美战争的朝鲜人民,并对朝鲜人民过去对于中国革命的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代表团系由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代表23人组成,蔡廷锴代表民革参加了该代表团,慰问那些与侵略者战斗的将士,回国后,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向全国同胞广播访问伤兵医院的情况。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蔡廷锴与陈铭德、屈武、柳亚子、陈劭先等民革中央常委积极捐献,各捐60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成立,贺龙为总团长,朱学范等人为副团长,下设八个总分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共5000余人参加。蔡廷锴担任分团长,与陈此生、孙蔚如、肖隽英、朱子帆、陈离、陈铭德、范绍韩、曹惠文等20余位民革同志参加了这次慰问团。在朝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受到朝方热烈欢迎,了解了志愿军的各种英勇事迹,蔡廷锴感到“无限的兴奋”。

  投身新中国体育事业

  投身新中国体育事业,担任中国体育运动领导班子成员,是蔡廷锴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又一体现。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处在世界较低水平,体育设施和场所极度缺乏。1950年前,中国没有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名体育教师,中央也没有主管体育的机构。许多体育运动项目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展,在中国却是空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下,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任命贺龙为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在贺龙的亲自主抓下,在借鉴苏联体育工作的经验基础上,中央决定加强国家体委的领导干部配置,充实得力干部抓体育工作,委任包括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内的一些重要干部到国家体委工作。

  1954年9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1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等人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都很年轻,懂专业,有朝气,工作效率高,事业心强,没有官僚主义;有文有武;打仗的,打球的,又有秀才,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从此,蔡廷锴投身于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带队参加了国内外多个有影响的体育赛事,主持了许多重要的体育活动,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54年9月15日至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廷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同时,蔡廷锴在民革党务工作方面也是尽心尽力尽职,为新中国初期民革事业贡献着力量。(陈典松)


[ 责任编辑:王艺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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