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鄂湘联中
发布时间：2019-07-17 10:06:33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号
抗战时期，文华中学与希理达女中等学校组成鄂湘联中，南下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办学，直到1946年才返回武汉，行程达3000多公里。
成立于抗战烽火之中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战场在长江两岸，横跨安徽、河南、浙江、湖北四省，该战役共持续了4个半月。战时的武汉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筑起街垒，市面萧条，人心惶惶。7月26日，九江失陷，武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武昌文华中学
此时，武汉及周边地区的中等教育惨遭日寇蹂躏，学校早已停课，成千上万的学生流离失所。在战火一天天逼近武汉的情况下，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决定将武昌文华中学、汉口圣保罗中学和希理达女子中学以及另外两所湖南省的中学组成“鄂湘教区联合中学”。在三所学校中，武昌文华中学有着140多年的历史。文华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就出自该校。
鄂湘联中由三校校长组成校务委员会，三校的校长轮流主持校务。李辉祖是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李辉祖是湖北云梦人，自幼随父务农，勤奋好学。1916年，18岁时考入文华书院，1931年至1934年在哈佛大学获教育硕士，1938年，临危受命回国任校长，直到1972年74岁高龄才退休。
迁徙路途极其苦远
在抗日战争中，鄂湘联中曾先后四次迁校。
从武汉到广西全州。1938年9月7日，鄂湘联中教职员连同家属约300人，由武昌徐家棚登上火车。由于战事紧张，居民纷纷逃难，火车异常拥挤，幸好文华的老校友桑稼轩与粤汉铁路的头领交涉，拨得两节车厢，南迁师生才得以上车。次日晚，火车抵达湖南衡阳，下车后，师生夜渡湘水，才到达市区。男生便住在圣公会，女生住进当地的惠文女校。鄂湘联中虽然招收湖南、湖北两省的学生，但随校南下的湘籍学生很少，学校大部分是武汉三校的学生。同行的中西教员共30人，其中外籍教师1人。9月9日下午，师生又乘火车沿刚刚建成的湘桂铁路奔赴广西全州，第四天上午安全到达，步行八里到了首魁街新校舍。9月27日，第二批师生60余人前来汇合。10月3日，开始上课，全校有男女学生360名。
鄂湘联中的学生年龄很小。此次迁徙的300多名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年纪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还有一些教师子女。此次南下的迁移费为4000美元，由美国教会捐助。
时隔不久，全州战事紧张，学生经常跑到树林中躲避，有时就干脆在山林中上课，午后回校，如此往返奔波。后经该县县长唐文佑联系，学校迁至距城35公里的青龙山蒋家村，得到该村蒋伯文父子的大力赞助，借给一间祠堂当作教室，一间谷仓楼上作男生宿舍，另外一座宅子作女生宿舍和食堂。老师们则散住在农家。1939年1月12日，正式开课。
从广西全州到云南镇南。由于广西离前线太近，1939年夏天，鄂湘联中校委会决定迁往云南的镇南县。当时西南各省崇山峻岭，交通极端不便，联中师生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乘汽车转火车，终于到达镇南县。而在全州购买的教学设备，由于不易搬迁，全数赠给了当地的小学。到了镇南县，经过短时的休整，随即开学。
关于在镇南办学的情况，《镇南县志》有所记载：“城北纪家屯，前商会会长纪正纲，就所建新屋之南辟一园，又名笠园……自抗战以来，武汉联中流寓到县，赁新宅设学校，而园艺附之。园艺之兴，当俟诸异日矣。”文中的所说“武汉联中”即鄂湘联中。
初到镇南，教学设备残缺，物质生活贫困。学校设在龙川镇北门外纪家村的纪家祠堂，学生就住在农户家中。学校在镇南县共待了3年。规模有所扩大，学生超过400人，除随校迁来的学生外，还有半数学生是滇缅铁路员工子女及南洋华侨子弟。
从云南镇南到贵州清镇。学校原打算在云南一直待下去，直至抗战胜利。谁知三年刚过，缅甸战事失利，日军大肆侵犯，滇西形势紧张，鄂湘联中不得不迁移。此次迁移，因形势紧张，组织工作不如前次好。学校化整为零，有的乘车，有的走路，好不容易到达昆明和曲靖二地集中，再分批前往贵州的清镇。
校址设在距清镇县城约五里左右的东山寺，古庙改作学校，佛堂成了教室，罗汉堂做为宿舍。这里环境清幽，每天与佛像为伍，暮鼓晨钟，青灯黄卷，无人打扰，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学校在此继续上课，但学生人数锐减，由原来的400多人减为100多人。
鄂湘联中来清镇两年，师生渐渐适应了环境。但没料到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8个月里，丧失了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不得已，学校决定家属和50岁以上的教职员工先离开此地，到90余里外的黔西县暂避。其他一部分师生则步行前往。此时天气转冷，到达目的地后，一两百人挤在黔西中学楼上一间大房内，狼狈不堪。
从贵州到武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鄂湘联中的师生与全国老百姓一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此时，学校决定返回武昌。战乱之后，困难重重，光复旧物，谈何容易。经过再三考虑，先在清镇继续上课，同时，一方面筹措旅费，一方面接洽交通工具。1946年1月，全校师生告别东山寺，踏上归程，返回武昌。战争期间，学校曾驻扎日本兵，校舍都被毁坏，留下一片废墟。经过整理之后，1946年3月初开始上课，前两个学期，还是男女同校，1946年9月开始分校，希理达女中师生返回武昌城外原校址。文华中学也恢复了原来的校名。
在抗日战争中，鄂湘联中先后四次迁校，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始终没有中断教学，其中在云南镇南县与贵州清镇县办学时间较长。8年里，鄂湘联中师生不断逃难，穿越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数省，行程达3000多公里。关于鄂湘联中的四次迁徙，希理达校长彭人丰这样评价：“正是由于学校的未雨绸缪，多次搬迁，学校一直远离战争前线，虽有学生退学，但无一名师生因意外伤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艰苦的办学条件
鄂湘联中在流亡中坚持办学遇到很多困难，条件异常艰苦。
学生绝大多是孩子，流亡大多要靠步行，所到之处没有现成的校舍，也没有条件新盖校舍，所以师生们只能住在庙宇、祠堂，或借住较大民房，开大通铺挤在一起。
上课没有黑板和课桌，只能找旧门板当黑板，用土坯垒成高低不同的小土垛，上面放块木板，就是课桌和凳子。晚上也只能在黑暗中、月光下互相切磋，复习功课、背诵诗文和英语，甚至写英语作文。
据彭人丰在《流亡回忆》中记载，初到广西全州，条件十分恶劣，“食则八人一处，蹲地而食。卧则连衾接裯，席地而卧，有时鼠嗅得学生口角糖果饵者，频频舐食，学生梦中惊醒，大声叫呼，一室鼎沸，有时发现毒虫，则风声鹤唳，一夜不能安枕。”到镇南之后，“苍蝇跳蚤臭虫特多，防不胜防，捉不胜捉”，“晚间在被中跳来跳去，令人睡卧不宁，白日藏在衣内遍身游击，使人行坐难安。”到了清镇之后，“条件越发恶劣，学校寄居在山中的寺庙之中。贵州多雨，山路崎岖，师生经常摔跤，山上取水困难，经常出现师生从山顶到山脚，排成一字长蛇阵，用面盆盛水，互相传递的盛况。”
鄂湘联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经费。自从武汉沦陷，武汉籍的学生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的书籍、文具和膳食全都依靠学校提供，那些海外逃难回国的华侨子女更是全靠学校供给。教会学校教职员工不拿工资，仅有少量的生活津贴，有家属的教师员工每月45元，单身者30元，生活非常困难，每天只能吃红米饭、南瓜汤和豆腐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同美国教会的联系全部中断，鄂湘联中长期得不到经费资助。据彭人丰回忆，“由于战争的关系，物价飞涨，加上经费来源不畅，学校的伙食标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断炊的情况。校长李辉祖前往重庆呼吁，但一无所获，不得已，学校只能四处化缘求助，勉强度日。”
有一段时期，学校领导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化缘，求爷爷告奶奶，其中辛酸，一言难尽。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鄂湘联中是教会学校，但学校从来不强迫师生信教、入教。李辉祖校长认为教育不应该成为向某一机构或某一集团尽忠的工具，而应教育学生爱祖国、爱科学，将来为社会服务。
鄂湘联中有唱诗班，定期开展活动。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那年圣诞前夕午夜，唱诗班咏唱《平安夜》，歌声柔和而虔诚并带有缅怀故土家人的哀音，许多同学潸然泪下。
为宣传爱国民主抗日思想，鄂湘联中组织了文艺宣传团体——文华剧社，排演街头戏、话剧等文艺节目，经常利用赶集日到街头进行宣传，号召镇南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流亡期间，学校师生多次参加救济难民、慰问伤兵的活动，学校还组织“十人团”掩埋罹难者的尸体。“十人团”的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师生踊跃参加当地的抗日宣传活动，浪涛剧社、铜管乐队也非常活跃，同所在地区的民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1939年9月18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参加了镇南县各界纪念“九一八”大会。彭校长代表参会的师生讲话，他在讲话中列举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并希望各界同胞努力工作，团结抗战。接着举行了抗战大游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悲愤激昂，催人奋起。“汪精卫，新秦桧，不要脸！”呼号震耳欲聋。游行完毕，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一团团、一簇簇地围听各校师生的演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夜幕降临，民众教育馆灯火辉煌，鄂湘联中在这里举行文艺晚会，演出了《流亡三部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九一八”纪念大会后，镇南的青年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1941年7月7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和镇南师范、县立中学的师生们一起在镇师广场集会，纪念抗战4周年。鄂湘联中的代表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罪行，师生们听后，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表示要誓死抗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会后，各校师生列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妥协必亡！”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游行示威声势浩大，街上的市民也自行加入游行队伍。
鄂湘联中的学生不仅参加宣传活动，还有不少人参军入伍，直接上前线。1944年，国文教师熊卓轩专门撰写《送青年从军》《送庚儿从军》组诗6篇，送别报名从军的学子。此外，联中还有校歌，从校歌的歌词中，可以看出师生在国破家亡、流落异乡的情况下，对家乡、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对日本侵略军无比的仇恨，对前途充满了坚定的信念。校歌激发了师生们的抗日救国思想和民主爱国热情。
办学成绩斐然
鄂湘联中办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严格。
学校考试严格，也很频繁。考试有口试、笔试，记分有等级分制、百分制，还有小数点分。学校考试不提倡高分。教中国历史的王永棣老师说，教科书的作者只能得90分，教师只能打80分，同学考试最高也只能得80分，能得70多分就很不错了。
学校每学期有两次月考、一次期末考试，开学时还有一次补考。两门主科不及格，可以补考，三门主科不及格，必须留级。主科补考不及格也要留级。此外，平时还有由老师掌握的小考。有位外籍教师每次上课，中途都要用小纸片考试，考查当堂听课的效果。学校根据月考、期末考试的成绩决定学生去留，成绩太差者淘汰，稍差者留级，决不因人而迁就姑息。
俗语说“严师出高徒”，大凡办学有成效的学校，都是严字当头。8年里，湘鄂联中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总共有700人左右。每一届高中毕业生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且60％以上考入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流亡中的湘鄂联中还多次在统一高考升学率中名列前茅， 1939年获全国第3名，1940年获全国第1名，受到湖北省教育厅的嘉奖。因此，鄂湘联中在全国享有盛誉，慕名求学者很多。在流亡过程中，湘鄂联中不断接收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地逃难回国华侨的子女。国民党将领程潜之女、科学家竺可桢之女、贵阳县长何辑伍之女，纷纷到联中就读。
抗战时期，整个鄂湘联中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师生如父子、同学如兄弟，尊师爱生，蔚然成风。如今，当年的学生每当想起往事，回忆起校长和老师们的滴水之恩都不禁热泪盈眶。（作者：刘明钢）
[ 责任编辑：丁咪 ]
抗战时期，文华中学与希理达女中等学校组成鄂湘联中，南下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办学，直到1946年才返回武汉，行程达3000多公里。
成立于抗战烽火之中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战场在长江两岸，横跨安徽、河南、浙江、湖北四省，该战役共持续了4个半月。战时的武汉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筑起街垒，市面萧条，人心惶惶。7月26日，九江失陷，武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武昌文华中学
此时，武汉及周边地区的中等教育惨遭日寇蹂躏，学校早已停课，成千上万的学生流离失所。在战火一天天逼近武汉的情况下，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决定将武昌文华中学、汉口圣保罗中学和希理达女子中学以及另外两所湖南省的中学组成“鄂湘教区联合中学”。在三所学校中，武昌文华中学有着140多年的历史。文华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就出自该校。
鄂湘联中由三校校长组成校务委员会，三校的校长轮流主持校务。李辉祖是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李辉祖是湖北云梦人，自幼随父务农，勤奋好学。1916年，18岁时考入文华书院，1931年至1934年在哈佛大学获教育硕士，1938年，临危受命回国任校长，直到1972年74岁高龄才退休。
迁徙路途极其苦远
在抗日战争中，鄂湘联中曾先后四次迁校。
从武汉到广西全州。1938年9月7日，鄂湘联中教职员连同家属约300人，由武昌徐家棚登上火车。由于战事紧张，居民纷纷逃难，火车异常拥挤，幸好文华的老校友桑稼轩与粤汉铁路的头领交涉，拨得两节车厢，南迁师生才得以上车。次日晚，火车抵达湖南衡阳，下车后，师生夜渡湘水，才到达市区。男生便住在圣公会，女生住进当地的惠文女校。鄂湘联中虽然招收湖南、湖北两省的学生，但随校南下的湘籍学生很少，学校大部分是武汉三校的学生。同行的中西教员共30人，其中外籍教师1人。9月9日下午，师生又乘火车沿刚刚建成的湘桂铁路奔赴广西全州，第四天上午安全到达，步行八里到了首魁街新校舍。9月27日，第二批师生60余人前来汇合。10月3日，开始上课，全校有男女学生360名。
鄂湘联中的学生年龄很小。此次迁徙的300多名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年纪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还有一些教师子女。此次南下的迁移费为4000美元，由美国教会捐助。
时隔不久，全州战事紧张，学生经常跑到树林中躲避，有时就干脆在山林中上课，午后回校，如此往返奔波。后经该县县长唐文佑联系，学校迁至距城35公里的青龙山蒋家村，得到该村蒋伯文父子的大力赞助，借给一间祠堂当作教室，一间谷仓楼上作男生宿舍，另外一座宅子作女生宿舍和食堂。老师们则散住在农家。1939年1月12日，正式开课。
从广西全州到云南镇南。由于广西离前线太近，1939年夏天，鄂湘联中校委会决定迁往云南的镇南县。当时西南各省崇山峻岭，交通极端不便，联中师生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乘汽车转火车，终于到达镇南县。而在全州购买的教学设备，由于不易搬迁，全数赠给了当地的小学。到了镇南县，经过短时的休整，随即开学。
关于在镇南办学的情况，《镇南县志》有所记载：“城北纪家屯，前商会会长纪正纲，就所建新屋之南辟一园，又名笠园……自抗战以来，武汉联中流寓到县，赁新宅设学校，而园艺附之。园艺之兴，当俟诸异日矣。”文中的所说“武汉联中”即鄂湘联中。
初到镇南，教学设备残缺，物质生活贫困。学校设在龙川镇北门外纪家村的纪家祠堂，学生就住在农户家中。学校在镇南县共待了3年。规模有所扩大，学生超过400人，除随校迁来的学生外，还有半数学生是滇缅铁路员工子女及南洋华侨子弟。
从云南镇南到贵州清镇。学校原打算在云南一直待下去，直至抗战胜利。谁知三年刚过，缅甸战事失利，日军大肆侵犯，滇西形势紧张，鄂湘联中不得不迁移。此次迁移，因形势紧张，组织工作不如前次好。学校化整为零，有的乘车，有的走路，好不容易到达昆明和曲靖二地集中，再分批前往贵州的清镇。
校址设在距清镇县城约五里左右的东山寺，古庙改作学校，佛堂成了教室，罗汉堂做为宿舍。这里环境清幽，每天与佛像为伍，暮鼓晨钟，青灯黄卷，无人打扰，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学校在此继续上课，但学生人数锐减，由原来的400多人减为100多人。
鄂湘联中来清镇两年，师生渐渐适应了环境。但没料到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8个月里，丧失了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不得已，学校决定家属和50岁以上的教职员工先离开此地，到90余里外的黔西县暂避。其他一部分师生则步行前往。此时天气转冷，到达目的地后，一两百人挤在黔西中学楼上一间大房内，狼狈不堪。
从贵州到武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鄂湘联中的师生与全国老百姓一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此时，学校决定返回武昌。战乱之后，困难重重，光复旧物，谈何容易。经过再三考虑，先在清镇继续上课，同时，一方面筹措旅费，一方面接洽交通工具。1946年1月，全校师生告别东山寺，踏上归程，返回武昌。战争期间，学校曾驻扎日本兵，校舍都被毁坏，留下一片废墟。经过整理之后，1946年3月初开始上课，前两个学期，还是男女同校，1946年9月开始分校，希理达女中师生返回武昌城外原校址。文华中学也恢复了原来的校名。
在抗日战争中，鄂湘联中先后四次迁校，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始终没有中断教学，其中在云南镇南县与贵州清镇县办学时间较长。8年里，鄂湘联中师生不断逃难，穿越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数省，行程达3000多公里。关于鄂湘联中的四次迁徙，希理达校长彭人丰这样评价：“正是由于学校的未雨绸缪，多次搬迁，学校一直远离战争前线，虽有学生退学，但无一名师生因意外伤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艰苦的办学条件
鄂湘联中在流亡中坚持办学遇到很多困难，条件异常艰苦。
学生绝大多是孩子，流亡大多要靠步行，所到之处没有现成的校舍，也没有条件新盖校舍，所以师生们只能住在庙宇、祠堂，或借住较大民房，开大通铺挤在一起。
上课没有黑板和课桌，只能找旧门板当黑板，用土坯垒成高低不同的小土垛，上面放块木板，就是课桌和凳子。晚上也只能在黑暗中、月光下互相切磋，复习功课、背诵诗文和英语，甚至写英语作文。
据彭人丰在《流亡回忆》中记载，初到广西全州，条件十分恶劣，“食则八人一处，蹲地而食。卧则连衾接裯，席地而卧，有时鼠嗅得学生口角糖果饵者，频频舐食，学生梦中惊醒，大声叫呼，一室鼎沸，有时发现毒虫，则风声鹤唳，一夜不能安枕。”到镇南之后，“苍蝇跳蚤臭虫特多，防不胜防，捉不胜捉”，“晚间在被中跳来跳去，令人睡卧不宁，白日藏在衣内遍身游击，使人行坐难安。”到了清镇之后，“条件越发恶劣，学校寄居在山中的寺庙之中。贵州多雨，山路崎岖，师生经常摔跤，山上取水困难，经常出现师生从山顶到山脚，排成一字长蛇阵，用面盆盛水，互相传递的盛况。”
鄂湘联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经费。自从武汉沦陷，武汉籍的学生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的书籍、文具和膳食全都依靠学校提供，那些海外逃难回国的华侨子女更是全靠学校供给。教会学校教职员工不拿工资，仅有少量的生活津贴，有家属的教师员工每月45元，单身者30元，生活非常困难，每天只能吃红米饭、南瓜汤和豆腐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同美国教会的联系全部中断，鄂湘联中长期得不到经费资助。据彭人丰回忆，“由于战争的关系，物价飞涨，加上经费来源不畅，学校的伙食标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断炊的情况。校长李辉祖前往重庆呼吁，但一无所获，不得已，学校只能四处化缘求助，勉强度日。”
有一段时期，学校领导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化缘，求爷爷告奶奶，其中辛酸，一言难尽。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鄂湘联中是教会学校，但学校从来不强迫师生信教、入教。李辉祖校长认为教育不应该成为向某一机构或某一集团尽忠的工具，而应教育学生爱祖国、爱科学，将来为社会服务。
鄂湘联中有唱诗班，定期开展活动。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那年圣诞前夕午夜，唱诗班咏唱《平安夜》，歌声柔和而虔诚并带有缅怀故土家人的哀音，许多同学潸然泪下。
为宣传爱国民主抗日思想，鄂湘联中组织了文艺宣传团体——文华剧社，排演街头戏、话剧等文艺节目，经常利用赶集日到街头进行宣传，号召镇南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流亡期间，学校师生多次参加救济难民、慰问伤兵的活动，学校还组织“十人团”掩埋罹难者的尸体。“十人团”的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师生踊跃参加当地的抗日宣传活动，浪涛剧社、铜管乐队也非常活跃，同所在地区的民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1939年9月18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参加了镇南县各界纪念“九一八”大会。彭校长代表参会的师生讲话，他在讲话中列举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并希望各界同胞努力工作，团结抗战。接着举行了抗战大游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悲愤激昂，催人奋起。“汪精卫，新秦桧，不要脸！”呼号震耳欲聋。游行完毕，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一团团、一簇簇地围听各校师生的演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夜幕降临，民众教育馆灯火辉煌，鄂湘联中在这里举行文艺晚会，演出了《流亡三部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九一八”纪念大会后，镇南的青年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1941年7月7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和镇南师范、县立中学的师生们一起在镇师广场集会，纪念抗战4周年。鄂湘联中的代表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罪行，师生们听后，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表示要誓死抗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会后，各校师生列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妥协必亡！”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游行示威声势浩大，街上的市民也自行加入游行队伍。
鄂湘联中的学生不仅参加宣传活动，还有不少人参军入伍，直接上前线。1944年，国文教师熊卓轩专门撰写《送青年从军》《送庚儿从军》组诗6篇，送别报名从军的学子。此外，联中还有校歌，从校歌的歌词中，可以看出师生在国破家亡、流落异乡的情况下，对家乡、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对日本侵略军无比的仇恨，对前途充满了坚定的信念。校歌激发了师生们的抗日救国思想和民主爱国热情。
办学成绩斐然
鄂湘联中办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严格。
学校考试严格，也很频繁。考试有口试、笔试，记分有等级分制、百分制，还有小数点分。学校考试不提倡高分。教中国历史的王永棣老师说，教科书的作者只能得90分，教师只能打80分，同学考试最高也只能得80分，能得70多分就很不错了。
学校每学期有两次月考、一次期末考试，开学时还有一次补考。两门主科不及格，可以补考，三门主科不及格，必须留级。主科补考不及格也要留级。此外，平时还有由老师掌握的小考。有位外籍教师每次上课，中途都要用小纸片考试，考查当堂听课的效果。学校根据月考、期末考试的成绩决定学生去留，成绩太差者淘汰，稍差者留级，决不因人而迁就姑息。
俗语说“严师出高徒”，大凡办学有成效的学校，都是严字当头。8年里，湘鄂联中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总共有700人左右。每一届高中毕业生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且60％以上考入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流亡中的湘鄂联中还多次在统一高考升学率中名列前茅， 1939年获全国第3名，1940年获全国第1名，受到湖北省教育厅的嘉奖。因此，鄂湘联中在全国享有盛誉，慕名求学者很多。在流亡过程中，湘鄂联中不断接收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地逃难回国华侨的子女。国民党将领程潜之女、科学家竺可桢之女、贵阳县长何辑伍之女，纷纷到联中就读。
抗战时期，整个鄂湘联中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师生如父子、同学如兄弟，尊师爱生，蔚然成风。如今，当年的学生每当想起往事，回忆起校长和老师们的滴水之恩都不禁热泪盈眶。（作者：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