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统一战线与上海政权建设
发布时间：2019-07-20 13:26:44 来源：中央统战部
解放初期，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在全市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内占有绝对优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背景和自由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后，新政府面临着建设新政权、经营管理现代工商业的艰巨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需要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因此，统一战线政策是适合当年上海政权建设极为实用的政策。
统一战线与政权递嬗，1949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接管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漱石、华东局电，要求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和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总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驻扎丹阳期间，陈毅就中央的精神对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教育。在1949年5月10日著名的 “丹阳讲话”中，他重点提出要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即“要给民主人士工作做，使他们有职有权，还要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这是党中央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要求和方针。进城前，陈毅在丹阳时就已经安排2位民主人士担任市军管会、市政府的职务；到上海后，他又继续安排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任上海市副市长，使上海的工商界看到人民政府是人民的，这个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且包括民主党派工商界。
1949年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1949年6月1日，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由陈毅兼任部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陈毅亲自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他一进上海，就连续召开各种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民主党派、产业界、文化界的座谈会都有效凸显了政权初期统战政策的适用性。
上海安排了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担任了市政府、区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在新生政权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携手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发挥专长、优势和影响力，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在解放初期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上，陈毅提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并增加生产，切实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上海产业界纷纷响应陈市长号召，安心恢复和发展生产。陈毅还亲自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并登门拜访高级知识分子，促使上海率先成立文史馆和参事室，安排了一些知识分子进文史馆；让有一技之长、身体很好的人进市政府参事室。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文博人才得以英雄有用武之地。
民主建政：统战政策的制度化
解放初期，统战政策的执行不仅落实在与留下来的重要的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搞好社会关系，还要透过组织强化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权威。因此新政权努力加强这种权威性，统战政策的制度化使留在上海的各领域精英成为新政权的同路人。
（一）市协商委员会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1950年6月，市协商委员会又开始代行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具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职能。市协商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共经历3届。主席均为陈毅。1954年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市协商委员会不再具有市各代会常设机构的职能，机构保留至1955年5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止。
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中工商界和文教界委员占较大比重，这反映了当时上海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和中心任务的要求，工商界和文教界人士成了团结和依靠的重点。市协商委员会的职权是根据上海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要求，协商议决上海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并为城市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重要的咨询和建议等。在建国初期，市协商委员会及时调整各种委组机构，尽力建言献策，参与协商讨论各项重大事务，协助共产党和市人民政府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社会各界提供城市管理的良策，市协商委员会的各种政治行为过程也确实较好地体现了协商性特征，这些经过协商通过的决议在建国初期也得到了切实的贯彻落实。
（二）市工商联合会
在工商界内，统战的目标基本集中于大企业。这项政策的最初落实形式是通过部分干部和企业主进行一系列的接触，举办宴会、协商等社会活动。后来随着统战政策的逐渐制度化，一些新的群众组织也随之设立。
1949年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致电中央：上海将成立公开合法工、商业团体。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做出了将“旧商会”、“同业公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正式决定。
1951 年2 月，上海隆重召开工商界代表会议，这些公会和其他一些单位推选出7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是上海工商各界团结的象征，也是与新政权结盟的象征。大会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确认该会为上海工商界的统一合法组织，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标。
上海工商联的角色首先是政治性的，而谈判协商、特别议价和具体措施则留给各同业公会处理。工商联处理的是综合性问题：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重新武装日本，支持土地改革，提高企业主的政治觉悟等等。上海工商联中最突出的成员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企业家，他们是一批承担政府要职的政治人物或代表性人物。上海工商联并没有被看作是维护工商界特殊利益的团体。它的作用是确保资产阶级象征性的代表性，使其能够融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配合国家政策，共同发展。
统一战线与政权巩固，1949-1951
管理上海，恢复生产，任务十分艰巨。上海解放后第一年，就遇到投机风潮、美蒋封锁、“二六”轰炸，新政权受到严峻考验。对于已解放的上海而言，首要任务便是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巩固新生政权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
（一）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
在反对敌人封锁，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建设新上海的伟大斗争中，新政府认真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将一般工商业者和投机商严格加以区别，对一般工商业者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告诫他们要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稳步恢复经济，不要受投机者愚弄。市协商委员会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主动地调整了公私、劳资、工商等等关系，为经济恢复工作开辟了道路，亦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在协商委员会的协助下，人民政府经受住了投机、封锁、轰炸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考验，变得稳固起来。特别在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协助税收、帮助政府减少施政的困难上，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成绩显著。
（二）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多次发表宣言与谈话表示一致拥护和支持这一运动，同时通过各自的成员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以制订爱国公约、号召成员参加军事干校、动员子女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写慰问信等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担任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分团团长的陈巳生（民建会员）在朝鲜前沿阵地提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上海民建组织会同工商联推动上海工商界捐款，折合飞机404架，其中民建会员以个人或企业名义捐款，折合飞机179架。截至1952年5月底，上海各界人民捐款8491亿元，折合战斗机576架，占全国捐献总数的15.3%。其中工商界捐献了404架。捐献总额大大超过了原定目标，反映了上海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
（三）镇压反革命
为了顺利地开展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市委统战部规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区别对待，并强调正确掌握政策。同时，上海市委还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1951年4月23日，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工商、文教、宗教、少数民族等方面的代表参加，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的主张，将死刑案件都向审查委员会宣读通过，力求判案尽可能准确。
结 语：中国共产党在缔造崭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其善于统战、善于发动群众的特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照顾多方利益，顺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工作方式。新生政权通过充分的政治动员、积极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执政方式，基本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施政目标，克服了困难。
（作者：闻丽，肖存良，分别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刘越 ]
解放初期，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在全市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内占有绝对优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背景和自由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后，新政府面临着建设新政权、经营管理现代工商业的艰巨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需要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因此，统一战线政策是适合当年上海政权建设极为实用的政策。
统一战线与政权递嬗，1949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接管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漱石、华东局电，要求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和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总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驻扎丹阳期间，陈毅就中央的精神对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教育。在1949年5月10日著名的 “丹阳讲话”中，他重点提出要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即“要给民主人士工作做，使他们有职有权，还要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这是党中央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要求和方针。进城前，陈毅在丹阳时就已经安排2位民主人士担任市军管会、市政府的职务；到上海后，他又继续安排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任上海市副市长，使上海的工商界看到人民政府是人民的，这个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且包括民主党派工商界。
1949年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1949年6月1日，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由陈毅兼任部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陈毅亲自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他一进上海，就连续召开各种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民主党派、产业界、文化界的座谈会都有效凸显了政权初期统战政策的适用性。
上海安排了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担任了市政府、区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在新生政权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携手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发挥专长、优势和影响力，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在解放初期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上，陈毅提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并增加生产，切实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上海产业界纷纷响应陈市长号召，安心恢复和发展生产。陈毅还亲自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并登门拜访高级知识分子，促使上海率先成立文史馆和参事室，安排了一些知识分子进文史馆；让有一技之长、身体很好的人进市政府参事室。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文博人才得以英雄有用武之地。
民主建政：统战政策的制度化
解放初期，统战政策的执行不仅落实在与留下来的重要的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搞好社会关系，还要透过组织强化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权威。因此新政权努力加强这种权威性，统战政策的制度化使留在上海的各领域精英成为新政权的同路人。
（一）市协商委员会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1950年6月，市协商委员会又开始代行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具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职能。市协商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共经历3届。主席均为陈毅。1954年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市协商委员会不再具有市各代会常设机构的职能，机构保留至1955年5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止。
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中工商界和文教界委员占较大比重，这反映了当时上海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和中心任务的要求，工商界和文教界人士成了团结和依靠的重点。市协商委员会的职权是根据上海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要求，协商议决上海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并为城市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重要的咨询和建议等。在建国初期，市协商委员会及时调整各种委组机构，尽力建言献策，参与协商讨论各项重大事务，协助共产党和市人民政府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社会各界提供城市管理的良策，市协商委员会的各种政治行为过程也确实较好地体现了协商性特征，这些经过协商通过的决议在建国初期也得到了切实的贯彻落实。
（二）市工商联合会
在工商界内，统战的目标基本集中于大企业。这项政策的最初落实形式是通过部分干部和企业主进行一系列的接触，举办宴会、协商等社会活动。后来随着统战政策的逐渐制度化，一些新的群众组织也随之设立。
1949年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致电中央：上海将成立公开合法工、商业团体。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做出了将“旧商会”、“同业公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正式决定。
1951 年2 月，上海隆重召开工商界代表会议，这些公会和其他一些单位推选出7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是上海工商各界团结的象征，也是与新政权结盟的象征。大会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确认该会为上海工商界的统一合法组织，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标。
上海工商联的角色首先是政治性的，而谈判协商、特别议价和具体措施则留给各同业公会处理。工商联处理的是综合性问题：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重新武装日本，支持土地改革，提高企业主的政治觉悟等等。上海工商联中最突出的成员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企业家，他们是一批承担政府要职的政治人物或代表性人物。上海工商联并没有被看作是维护工商界特殊利益的团体。它的作用是确保资产阶级象征性的代表性，使其能够融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配合国家政策，共同发展。
统一战线与政权巩固，1949-1951
管理上海，恢复生产，任务十分艰巨。上海解放后第一年，就遇到投机风潮、美蒋封锁、“二六”轰炸，新政权受到严峻考验。对于已解放的上海而言，首要任务便是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巩固新生政权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
（一）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
在反对敌人封锁，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建设新上海的伟大斗争中，新政府认真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将一般工商业者和投机商严格加以区别，对一般工商业者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告诫他们要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稳步恢复经济，不要受投机者愚弄。市协商委员会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主动地调整了公私、劳资、工商等等关系，为经济恢复工作开辟了道路，亦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在协商委员会的协助下，人民政府经受住了投机、封锁、轰炸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考验，变得稳固起来。特别在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协助税收、帮助政府减少施政的困难上，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成绩显著。
（二）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多次发表宣言与谈话表示一致拥护和支持这一运动，同时通过各自的成员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以制订爱国公约、号召成员参加军事干校、动员子女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写慰问信等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担任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分团团长的陈巳生（民建会员）在朝鲜前沿阵地提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上海民建组织会同工商联推动上海工商界捐款，折合飞机404架，其中民建会员以个人或企业名义捐款，折合飞机179架。截至1952年5月底，上海各界人民捐款8491亿元，折合战斗机576架，占全国捐献总数的15.3%。其中工商界捐献了404架。捐献总额大大超过了原定目标，反映了上海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
（三）镇压反革命
为了顺利地开展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市委统战部规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区别对待，并强调正确掌握政策。同时，上海市委还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1951年4月23日，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工商、文教、宗教、少数民族等方面的代表参加，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的主张，将死刑案件都向审查委员会宣读通过，力求判案尽可能准确。
结 语：中国共产党在缔造崭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其善于统战、善于发动群众的特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照顾多方利益，顺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工作方式。新生政权通过充分的政治动员、积极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执政方式，基本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施政目标，克服了困难。
（作者：闻丽，肖存良，分别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