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世界船王”包玉刚
发布时间：2019-07-22 13:51:51 来源：团结报
邓小平与包玉刚亲切交谈。
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世界船王”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过最多次的香港同胞，在他们之间曾留下许多感人的往事。
初次相见
包玉刚于1918年农历10月13日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庄市乡钟包村横河堰包家东七房，他小时候曾跟父亲在汉口学过制鞋技术，年轻时在湖南、上海多家银行工作过。1949年2月，包玉刚主动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一职后，于3月初前往香港，与父亲一道做贸易。1955年，他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旧货船，经修理后取名“金安号”，从此开始了海上航运事业。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担任了香港航运集团主席，最终成为“世界船王”。
新中国成立后，包玉刚曾经数次悄悄回到内地，那都是跟有关厂家谈生意。他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在1978年间，包玉刚应国家副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到内地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因为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报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笑道：“你的身体还非常健壮！”
这次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从此，邓小平与包玉刚就多次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成了邓小平接见最多的宾客之一。
香港回归
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排上了中央重要议事日程。邓小平在接见包玉刚时，香港问题一直是谈论得最多的话题。邓小平多次向包玉刚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先生对处理香港问题的办法是早有考虑的……数年前，香港问题的谈判还在酝酿期间，邓小平主任便已告诉我将来香港制度不变，实行港人治港，北京不会派人来港治理。”因此，包玉刚积极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并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包玉刚不仅与邓小平关系密切，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交也不错。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他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特别是在中英谈判陷于僵局时，正是包玉刚先生出面斡旋，邀请撒切尔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访问上海，并且参观停泊在上海的船舶“世谊号”，这次事件使谈判出现了转机。他多次飞往伦敦，到撒切尔夫人家中作客，彼此进行友好沟通。所以每当中英两国在谈判中出现一波三折时，包玉刚便发挥了缓冲及中介角色，一句话起的作用往往超过十个人的意见，成了非常出色的“民间外交官”。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应邀参加，成为这一重大历史的见证者。
建设宁波
1984年8月1日，对著名的海港城市宁波和海内外宁波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从而翻开了宁波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立即得到“世界船王”的响应，1984年10月，阔别40多年的包玉刚回到老家宁波探访。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这一夙愿。
1984年底，包玉刚与宁波市政府签定协议，由他捐资2000万美元(当时折人民币约5000万元)兴办宁波大学。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义举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赏。邓小平不仅欣然答应题写校名，还指示有关单位要大力支持。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宁波大学筹建工作顺利展开：从1985年10月29日奠基到1986年9月10日开学，用时不到1年！包玉刚惊叹：“广东有个深圳速度，宁波有个宁波大学速度。”学校建成后，包玉刚几乎年年都来宁波大学，并又先后捐资500万港元和630万元人民币修建宁波大学体育中心和图书馆。同时，他还在许多场合呼吁其他“宁波帮”人士也来帮宁波大学。在包玉刚的号召下，20多年间，共有60多位“宁波帮”人士给宁波大学捐资近4亿元人民币。包玉书、包陪庆、包素菊、包丽泰等包氏家族成员捐资助建的6幢教学楼均为宁波大学标志性建筑。
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后，接着又和家人捐建了中兴学校、黄鉴湘门诊楼、龙赛医院、包兆龙路、包玉刚图书馆等许多项目，在宁波，他与家乡人一起商量建设家乡的计划，为宁波港口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包玉刚认为“教育和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所以，他还拨出专款200万美元创建“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专用于资助浙江省高校教师出国留学或访问。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10年后的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因病逝世。年事已高的邓小平闻讯后，立即发出唁电表示深切悼念。
[ 责任编辑：王艺晗 ]
邓小平与包玉刚亲切交谈。
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世界船王”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过最多次的香港同胞，在他们之间曾留下许多感人的往事。
初次相见
包玉刚于1918年农历10月13日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庄市乡钟包村横河堰包家东七房，他小时候曾跟父亲在汉口学过制鞋技术，年轻时在湖南、上海多家银行工作过。1949年2月，包玉刚主动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一职后，于3月初前往香港，与父亲一道做贸易。1955年，他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旧货船，经修理后取名“金安号”，从此开始了海上航运事业。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担任了香港航运集团主席，最终成为“世界船王”。
新中国成立后，包玉刚曾经数次悄悄回到内地，那都是跟有关厂家谈生意。他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在1978年间，包玉刚应国家副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到内地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因为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报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笑道：“你的身体还非常健壮！”
这次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从此，邓小平与包玉刚就多次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成了邓小平接见最多的宾客之一。
香港回归
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排上了中央重要议事日程。邓小平在接见包玉刚时，香港问题一直是谈论得最多的话题。邓小平多次向包玉刚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先生对处理香港问题的办法是早有考虑的……数年前，香港问题的谈判还在酝酿期间，邓小平主任便已告诉我将来香港制度不变，实行港人治港，北京不会派人来港治理。”因此，包玉刚积极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并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包玉刚不仅与邓小平关系密切，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交也不错。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他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特别是在中英谈判陷于僵局时，正是包玉刚先生出面斡旋，邀请撒切尔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访问上海，并且参观停泊在上海的船舶“世谊号”，这次事件使谈判出现了转机。他多次飞往伦敦，到撒切尔夫人家中作客，彼此进行友好沟通。所以每当中英两国在谈判中出现一波三折时，包玉刚便发挥了缓冲及中介角色，一句话起的作用往往超过十个人的意见，成了非常出色的“民间外交官”。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应邀参加，成为这一重大历史的见证者。
建设宁波
1984年8月1日，对著名的海港城市宁波和海内外宁波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从而翻开了宁波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立即得到“世界船王”的响应，1984年10月，阔别40多年的包玉刚回到老家宁波探访。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这一夙愿。
1984年底，包玉刚与宁波市政府签定协议，由他捐资2000万美元(当时折人民币约5000万元)兴办宁波大学。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义举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赏。邓小平不仅欣然答应题写校名，还指示有关单位要大力支持。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宁波大学筹建工作顺利展开：从1985年10月29日奠基到1986年9月10日开学，用时不到1年！包玉刚惊叹：“广东有个深圳速度，宁波有个宁波大学速度。”学校建成后，包玉刚几乎年年都来宁波大学，并又先后捐资500万港元和630万元人民币修建宁波大学体育中心和图书馆。同时，他还在许多场合呼吁其他“宁波帮”人士也来帮宁波大学。在包玉刚的号召下，20多年间，共有60多位“宁波帮”人士给宁波大学捐资近4亿元人民币。包玉书、包陪庆、包素菊、包丽泰等包氏家族成员捐资助建的6幢教学楼均为宁波大学标志性建筑。
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后，接着又和家人捐建了中兴学校、黄鉴湘门诊楼、龙赛医院、包兆龙路、包玉刚图书馆等许多项目，在宁波，他与家乡人一起商量建设家乡的计划，为宁波港口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包玉刚认为“教育和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所以，他还拨出专款200万美元创建“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专用于资助浙江省高校教师出国留学或访问。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10年后的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因病逝世。年事已高的邓小平闻讯后，立即发出唁电表示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