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致公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之路
发布时间：2021-12-16 08:47:23 来源：团结报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右方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时任致公党主席陈其尤。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合影，从左至右：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致公党是由美洲洪门组织发起成立的政治组织，海外洪门是以在海外谋生和流亡的国内下层百姓为主的民间秘密组织，两者颇有渊源。海外洪门秉承中华民族爱国、爱乡之精神，因爱国而救国，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致公党与共产党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其必然性。
致公情怀和对时局的感应
华工、华侨是海外洪门的群众基础，也是致公党的主要构成。致公党是海外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理解民间疾苦，虽身处海外，但关心国内。
1923年10月，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讨论成立中国致公党，在大会发表的《缘起》中写道：“我洪门为复国强国而起，为保国而存，为富国强国而力图进取”。华侨的特点是爱国，海外洪门关心的是国家富强，无求参与国内政治利益。洪门秉承了华侨的爱国特点，爱国救国既是建党初旨，也是致公情怀的体现。
1925年10月，致公党“一大”政纲（《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提出“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的使命，足见致公党的建党初心。
1931年11月6日的致公党“二大”的通告第一号，“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为中国致公党之主义”。“二大”期间，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日，“通告各埠党部，准备救国事宜”；11月6日，通告第一号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致公堂及海外洪门和广大侨胞积极响应，投身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共筹得10万银圆，由致公党人陈演生、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为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1935年遵义会议后，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发表，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至此，致公党踏上与中共抗日救国道路的新征程。
抗战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陈其尤以及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建议：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发起重组致公党，恢复致公党总部工作。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立即得到致公党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拥护。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的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致公党成为最早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民主党派。
致公党领导人的认知
（一）陈炯明
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推助者，在闽南推行新政，提出：“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刷新政治”，宣传布尔什维克，使漳州面目崭新。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称赞漳州“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称《闽星》《闽星日刊》为共产主义刊物。1920年，陈炯明支持陈独秀在广东办教育、宣传共产主义。1921年，鼓励彭湃在海陆丰办农会，至1924年一直扶助彭湃搞农民运动。陈炯明还与柯麟（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成员）来往密切。当时，陈炯明是致公党的首要人物，能够影响致公党的作为。
（二）陈其尤和黄鼎臣
黄鼎臣于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次年9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1932年出狱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并从事革命活动。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和民主革命活动。1938年，陈其尤因揭发孔祥熙家族成员大发“国难财”，而获罪于蒋介石，被囚于贵州息烽集中营。1941年，陈其尤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一次在街上偶遇黄鼎臣的诊所，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黄鼎臣通过许涤新等人的联系，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做陈其尤的统战工作，《新华日报》徐迈进等人也经常去黄鼎臣的诊所与陈其尤交往、接触，宣传共产党的国是主张。通过深入交流，作为曾经的蒋介石私人代表、国民党政府驻港特派员，陈其尤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飞跃，获得新生，同时还配合共产党人一起做司徒美堂的统战工作。
（三）司徒美堂
1941年1月，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部长吕超然致电国共两党领袖，呼吁“相忍为国，团结抗战”。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等，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1941年12月初，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久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进攻香港等地，因此司徒美堂被困香港，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香港洪门人士的帮助下，潜渡回内地，辗转奔波，于1942年1月抵达重庆。就在司徒美堂入住位于枣子岚垭的中央饭店的第二天，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邓颖超到酒店看望，同时口头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等。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因须赶返美国，未能成行访问延安。通过接触，司徒美堂明了了时局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情况。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美国做华侨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为司徒美堂送行，并嘱咐其向旅美华侨宣传祖国抗日的情况。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回国，应周恩来的邀请，到访南京梅园新村30号。之后，司徒美堂拒绝国民党“国府委员”的诱惑，1947年9月，在上海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通过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和交往，司徒美堂逐步认识到“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从而疏远国民党，走近共产党，并带动一批洪门人士认清时局，支持致公党重组。
1948年10月中旬，司徒美堂从香港返美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连贯等设宴为之饯行时，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在香港总部留守，未出席会议）、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夙愿。陈其尤等致公党代表及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
纵观多党合作史，共产党一直起关键作用。共产党对时局的认识最透彻，力量最坚强。《八一宣言》开启了多党合作抗日救国之门，抗战之初，共产党就认识到致公党（堂）对国内政治的作用，也一直团结和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抗战。抗战时期，致公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团结、进步而不断努力。抗日战争期间，致公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升温，是同情、支持，相识、互信、合作的阶段。
致公党“一大”宣告了华侨政党成立。“二大”后，致公党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在抗战中与中国共产党相识、合作。“三大”是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正是陈其尤、黄鼎臣等一批前辈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帮助和引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才有今天的中国致公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辛亥革命110周年，回顾中国近代史，致公前辈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在反封建运动中付出努力，与中共先辈一道，同舟共济，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陈颂原，作者单位：致公党中央组织部）
[ 责任编辑：赵昕 ]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右方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时任致公党主席陈其尤。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合影，从左至右：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致公党是由美洲洪门组织发起成立的政治组织，海外洪门是以在海外谋生和流亡的国内下层百姓为主的民间秘密组织，两者颇有渊源。海外洪门秉承中华民族爱国、爱乡之精神，因爱国而救国，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致公党与共产党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其必然性。
致公情怀和对时局的感应
华工、华侨是海外洪门的群众基础，也是致公党的主要构成。致公党是海外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理解民间疾苦，虽身处海外，但关心国内。
1923年10月，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讨论成立中国致公党，在大会发表的《缘起》中写道：“我洪门为复国强国而起，为保国而存，为富国强国而力图进取”。华侨的特点是爱国，海外洪门关心的是国家富强，无求参与国内政治利益。洪门秉承了华侨的爱国特点，爱国救国既是建党初旨，也是致公情怀的体现。
1925年10月，致公党“一大”政纲（《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提出“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的使命，足见致公党的建党初心。
1931年11月6日的致公党“二大”的通告第一号，“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为中国致公党之主义”。“二大”期间，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日，“通告各埠党部，准备救国事宜”；11月6日，通告第一号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致公堂及海外洪门和广大侨胞积极响应，投身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共筹得10万银圆，由致公党人陈演生、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为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1935年遵义会议后，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发表，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至此，致公党踏上与中共抗日救国道路的新征程。
抗战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陈其尤以及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建议：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发起重组致公党，恢复致公党总部工作。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立即得到致公党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拥护。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的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致公党成为最早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民主党派。
致公党领导人的认知
（一）陈炯明
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推助者，在闽南推行新政，提出：“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刷新政治”，宣传布尔什维克，使漳州面目崭新。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称赞漳州“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称《闽星》《闽星日刊》为共产主义刊物。1920年，陈炯明支持陈独秀在广东办教育、宣传共产主义。1921年，鼓励彭湃在海陆丰办农会，至1924年一直扶助彭湃搞农民运动。陈炯明还与柯麟（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成员）来往密切。当时，陈炯明是致公党的首要人物，能够影响致公党的作为。
（二）陈其尤和黄鼎臣
黄鼎臣于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次年9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1932年出狱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并从事革命活动。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和民主革命活动。1938年，陈其尤因揭发孔祥熙家族成员大发“国难财”，而获罪于蒋介石，被囚于贵州息烽集中营。1941年，陈其尤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一次在街上偶遇黄鼎臣的诊所，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黄鼎臣通过许涤新等人的联系，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做陈其尤的统战工作，《新华日报》徐迈进等人也经常去黄鼎臣的诊所与陈其尤交往、接触，宣传共产党的国是主张。通过深入交流，作为曾经的蒋介石私人代表、国民党政府驻港特派员，陈其尤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飞跃，获得新生，同时还配合共产党人一起做司徒美堂的统战工作。
（三）司徒美堂
1941年1月，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部长吕超然致电国共两党领袖，呼吁“相忍为国，团结抗战”。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等，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1941年12月初，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久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进攻香港等地，因此司徒美堂被困香港，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香港洪门人士的帮助下，潜渡回内地，辗转奔波，于1942年1月抵达重庆。就在司徒美堂入住位于枣子岚垭的中央饭店的第二天，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邓颖超到酒店看望，同时口头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等。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因须赶返美国，未能成行访问延安。通过接触，司徒美堂明了了时局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情况。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美国做华侨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为司徒美堂送行，并嘱咐其向旅美华侨宣传祖国抗日的情况。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回国，应周恩来的邀请，到访南京梅园新村30号。之后，司徒美堂拒绝国民党“国府委员”的诱惑，1947年9月，在上海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通过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和交往，司徒美堂逐步认识到“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从而疏远国民党，走近共产党，并带动一批洪门人士认清时局，支持致公党重组。
1948年10月中旬，司徒美堂从香港返美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连贯等设宴为之饯行时，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在香港总部留守，未出席会议）、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夙愿。陈其尤等致公党代表及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
纵观多党合作史，共产党一直起关键作用。共产党对时局的认识最透彻，力量最坚强。《八一宣言》开启了多党合作抗日救国之门，抗战之初，共产党就认识到致公党（堂）对国内政治的作用，也一直团结和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抗战。抗战时期，致公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团结、进步而不断努力。抗日战争期间，致公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升温，是同情、支持，相识、互信、合作的阶段。
致公党“一大”宣告了华侨政党成立。“二大”后，致公党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在抗战中与中国共产党相识、合作。“三大”是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正是陈其尤、黄鼎臣等一批前辈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帮助和引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才有今天的中国致公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辛亥革命110周年，回顾中国近代史，致公前辈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在反封建运动中付出努力，与中共先辈一道，同舟共济，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陈颂原，作者单位：致公党中央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