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这样一位思想家，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成为自宋以来儒家学者的精神指南与人生志向；他提出的有关“气”的思想为古代中国的宇宙论提供了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与可能；他身体力行、刻苦读书，《横渠先生行状》记录其学思之勤，“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他就是宋代大儒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后侨寓于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此地讲学，是关学的代表人物。在时人耳熟能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阔气象之外，张载的另一篇奇文《西铭》则呈现出儒者对天地万物作为整体的深刻认识，其中对天地宇宙、社会图景、性命人生的层层论述，更是承载了贯通古今的时代价值。

《西铭》为张载的传世名作，原本为张载弟子汇总编写的张载著作《正蒙》中《乾称篇》的一部分。其原名为《订顽》，与另一篇《砭愚》一同被悬挂于横渠学堂的西、东两牖，宋代儒者程颐见后，觉其容易引起争端，故分别将二者改名为《西铭》与《东铭》。《西铭》不仅在文意上触及了自孔子以来儒者所追求的“仁”，更表现为它对宇宙人间的整体性论述在构建儒学世界观上的卓越贡献。道德伦理与自然伦理何以在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中不互相割裂，《西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儒者的答案，这一答案也积极影响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与定位。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历程中，《西铭》始终是极其重要而又关键的思想资源，它所内涵的“万物一体”等精神境界与人格理想，永远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

《西铭》中的天地宇宙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西铭》的首节。在这一节中，张载引用《易传》中“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一句，在人类个体之“我”与天地宇宙之“我”之间构建联系。从生成与演化的角度看，乾坤与人的关系恰如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前者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是“人”得以孕育的根据。尽管人类作为个体是渺小的，但作为天地间由宇宙本源所孕育之人，充塞天地的气构成了“我”的形体，统帅万物的天地之性构成了“我”的本性，所有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均是“我”的同类。从“类”的角度入手，在搁置现代类型学基于事物的区别而对事物所做的分类后，我们不难发现，人与万物均为物质性的实体。“气”在张载的思想中作为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是人在肉体之外得以与天地宇宙建立沟通与关联的基础。正是天地万物与“我”在本质上同一的宇宙图景，方能为儒者的家国情怀与价值理想建立深层次的事实根基。

人与天地万物的普遍联系促生对天地万物之无我大爱。这种“无我”不是对个体性的消解，而是对个体性的张扬。个体之“小我”是宇宙之“大我”的起点，而宇宙之“大我”是“我”作为物质世界中的渺小一员也能达致的精神境界与世界本相。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我”的意义。至此，作为世界整体的宇宙与看似仅为个体的人生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与多、小与大完美结合的整体化宇宙图景。

《西铭》中的社会图景

从天地宇宙到社会图景，《西铭》整体化的世界观延续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将其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相结合。人与宇宙在精神上同一的思想境界投射到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使得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在以宗法制度为准绳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深化了人与人的普遍联系。

孟子曾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张载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尊长与慈弱的角度解释了“长其长”与“幼其幼”的直接根据：人之所以能很好地对待长者与孩童，根本上是源于内心对年长者的尊重与对年幼者的慈爱。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至深情感，是人实现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力，而这一至深情感，同样内在于人与人的普遍联系中。“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圣贤就是那些能将天下人都视为手足同胞的道德高尚、才能突出之人。在这个意义上，圣贤与民众之关系中存在的张力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民众是诞生圣贤的基础，而圣贤则是民众中在道德与才能方面都较为突出的个体。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圣贤，而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关怀他人的道德层面触及圣贤的境界。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后世王阳明言“满街都是圣人”，都是儒学传统中对人的道德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张载再次强调人伦社会与天地宇宙的同构。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同时适用于和家庭成员的相处以及面对天地时的态度：对天地之道的敬畏犹如对父母的尊敬，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命运而不忧虑则如对父母的孝顺。对这一整体化道德原则的背弃，必会导致自己在价值意义上的沦丧，或为“悖德”、或为“贼”、或为“不才”。而那些“践形”之人——即在行为中切实依循天地人世的普遍法则，超越自身的肉体局限，从而在精神的形体上与天地之道相近的人——不仅是一家之孝子，更是天地之孝子。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不是相互割裂，无所关涉的对象，而是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物质与精神共同体。人之德行不仅是在践行自己的道德准则，发挥自己践履道德的主观能动性，更是在努力遵循并实现天地的根本法则。

《西铭》中的性命人生

从社会图景到性命人生，《西铭》呈现了儒家在为人处事方面的理想状态，为安顿人因外物而容易动摇的身心提供了可以参照的价值榜样。面对变化多端而难以捉摸的外部世界，人必须在多种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才能达致理想的道德人格。为此，张载在方法论的层面给出了多角度的指引：“知化”与“穷神”是对世界根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愧屋漏”是对自身心境行为的坦荡，“存心养性”是对自身品德人格的涵养，努力进行以上种种实践就能使人无愧于在天地之间的生活。此外，张载还以多位古代有德之人为例，对理想人格境界加以映射与刻画：大禹厌恶喝酒是因为沉溺美酒会败坏孝顺的德行；颍考叔以其孝德感动郑庄公一同向善；舜帝坚持德行不松懈等等，诸多事例以道德模范的身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呈现本身即体现了德行的可推性——即个人的道德表现可以感化他人并且实现其自身的推广。对这一道德原则的信任亦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信念之一，而其也成为联系社会图景与性命人生的一座桥梁：道德以个体为中心、不断向他人推广扩散的状态最终必能促成“人人皆为圣贤”的理想社会。道德的普遍性不仅来自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同构，更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道德经由这些联系而不断传递和推广的可能性。

从天地到社会，从社会到人生，在文章末尾，张载回应了人经常遭遇的现实问题：即生存境遇的不可控以及生死的难以捉摸。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如何生活？“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一语道尽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在面对富贵与贫贱变迁摇摆、生存与死亡无从确定的人生之问时的行动与态度。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是上天对“我”的滋养和锻炼，富贵令“我”生活从容以为善，贫贱助“我”磨砺志向以成功，生存时顺应自然之道，死亡时保持心安。面对富贵贫贱与生死，始终从容不迫、心境光明。面对生活的诸多困境，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树立理想的道德人格，而人格本身的实现，即意味着一切外部因素都无法再动摇生活本身。

结语

《西铭》作为宋明理学乃至儒学的重要文本，自宋以来受到诸多儒者的肯定与赞赏，通过历史的重重检验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核心文本之一。

《西铭》蕴含的对天地宇宙、社会图景、性命人生等多方面的论述，都指向儒家思想对世界整体的深刻理解。在这个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构成了道德准则的基础，自然宇宙与社会家国实现了结构上的同一。人是天地宇宙间无穷事物中的个体，而人类社会又是人类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西铭》中整体化的世界观在处理如今人类社会所遭遇的种种价值危机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危机本身即是“断裂”的表征——意图“征服自然”带来的环境危机、个体自私自利而不顾他人的道德危机，都是价值理想面临考验的表现。再次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意识到并充分理解万事万物与人类、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当下面对复杂的现代性危机，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前提与理论路径。此外，一体化的世界图景所导向的普遍关联，也能为每一个个体在面对人生的关键抉择时提供相应的价值依托。更进一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它也会因其不灭的价值理想而闪耀出无比夺目的时代光辉。（叶乐扬 高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