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经验
发布时间：2022-02-24 09:03:09 来源：团结报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全景
陕甘边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积极动员、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根据地人民一步步创建红色政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此外，还通过创办革命刊物，发展文教事业，创办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不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之后，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在陕西及其边界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其中，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革命陷入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红色政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早期的苏维埃区域，是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得到完整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幸存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党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写下独特一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前后三个阶段：从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进行兵运工作开始，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村塬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初至10月，建立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建立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稳固下来。其间在1934年11月的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工农民主专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稳定的新的历史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创建起来，在与国民党军队、地方复杂势力的斗争中保存下来，在党内出现错误思想倾向时及时反省止损进而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这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马克思主义在边区的传播有直接关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积极动员、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边区人民一步步创建红色政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此外，还通过创办革命刊物《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发展文教事业，创办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不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
党政领导的积极引领和坚强领导
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偏远、落后的陕甘边区依然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坚强的领导集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领导的积极引领增强了边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认同。
刘志丹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是边区的“活地图”。长期的群众工作造就了其个人良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至今陕甘边区还留存着描述、赞颂刘志丹的民间歌谣，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等，生动地再现了刘志丹为代表的边区革命领导集体亲民的执政方式，也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陕甘边区传播打下了群众基础。同时，刘志丹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思维灵活，口才优秀，许多革命同志很信任他，人民群众很敬服他。当时的《秦风》报刊上曾提到，“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张闻天评价刘志丹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深入人民群众，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身示范，将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于边区的千家万户，刘志丹的模范行为对马克思主义在边区的大众化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核心的坚强领导坚定了革命队伍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提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具体来讲，寺村塬、照金时期，在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干扰下，红色政权和革命军队损失严重。而南梁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快速发展壮大，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但是，就在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陕甘晋省委作出在陕甘边、陕北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的错误决定。陕甘边根据地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及时遏止了这次“左”倾错误的发展。可见“左”倾错误思想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严重的危害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之也面临着曲折和挑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发展陷入低潮、内部出现分歧、个人遭遇到无端指责乃至不公时，依然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性，顾全大局，力挽狂澜，服从党纪，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一切以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旨归，在革命实践中彰显出马列主义之精髓，坚定了革命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党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方针路线在革命队伍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宣传与传播始终伴随着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这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
创新传播途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坚决地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但根据地初建中所面对的是文化基础薄弱、受教育水平很低的农民群众，边区的文教事业在苏维埃政府创建之前几近空白。文教基础薄弱是当时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言，这既是挑战，也促使党更加深入群众，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创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广大的受众是边区的农民群众。他们的特点是文化水平低，阶级意识、主体意识较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基本的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缺地少地，生活困苦。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同时存在相应的不足与局限，因此从思想上武装农民尤显重要。基于农民阶级的基本特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生动鲜活、容易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尤其是重视他们的土地愿望。在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之后，“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极大调动了他们参与革命的热情，提高了政治觉悟，这样就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外，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货币的政策，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赢得了边区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因为农民文盲率较高，边区政府开办的识字班、扫盲班、夜校、冬学等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上都紧密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如时间选择上避开农忙时期，教学内容上与农业生产相交织，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并积极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人民群众。
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和觉悟，巩固来之不易的红色果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将地方文化融入多元的文艺形式之中，在传播形式上不拘一格，不断创新，提升了传播效果。
当时，处于偏远秦陇乡村的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单一。随着革命的兴起，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歌谣、深受群众欢迎的戏剧、报刊及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等先进文化应运而生。比如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所创作的一系列革命歌谣，《盼红军》《打江山》《跟上哥哥上梁山》《遍地红》《红军起首三嘉塬》《妇女放脚歌》等，以淳朴的语言，独特的风格，紧密配合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激励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1934年11月在南梁荔园堡发行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其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两份报刊的创办，使得边区的宣传事业借助媒体的形式，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党员政治水平的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革命进步刊物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注重文教事业 培育革命干部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出了“十大政策”，其中文教事业是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县、区、乡政府建立健全教育领导机构，提倡办学并给予一定物质支持，促进了根据地文教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南梁政府开办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同年秋改名为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对象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中、下级干部，以及少数地方干部。学校开设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课程。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等，主要讲授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远大目标，怎样分配土地等。边区领导干部不时到学校讲课，如刘志丹常到学校讲十月革命、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创陕甘边苏区的条件和政策、军事知识等。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每期学员百余人，从1934年到1935年春，共办了3期，培训了从陕甘边农村、红军部队、游击队中派来的军、政干部322名，号兵10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斗争中成长为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成长为陕甘红军和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的中坚力量。军政干部学校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地区的传播作了干部和人才上的储备，这对条件艰苦、地处偏远的陕甘边区极为宝贵。
陕甘边根据地政府领导集体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边区实际，传播革命道理，宣传斗争形势；面对革命实践中的分歧依然顾全大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革命事业的发展为先。同时紧抓社会矛盾，解决最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边区经济，创新传播手段，提升传播效果。此外，还注意发展文教事业，培育革命干部。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诸多值得反思、借鉴之处。
（何 瑞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全景
陕甘边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积极动员、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根据地人民一步步创建红色政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此外，还通过创办革命刊物，发展文教事业，创办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不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之后，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在陕西及其边界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其中，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革命陷入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红色政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早期的苏维埃区域，是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得到完整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幸存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党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写下独特一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前后三个阶段：从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进行兵运工作开始，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村塬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初至10月，建立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建立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稳固下来。其间在1934年11月的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工农民主专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稳定的新的历史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创建起来，在与国民党军队、地方复杂势力的斗争中保存下来，在党内出现错误思想倾向时及时反省止损进而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这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马克思主义在边区的传播有直接关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积极动员、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边区人民一步步创建红色政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此外，还通过创办革命刊物《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发展文教事业，创办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不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
党政领导的积极引领和坚强领导
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偏远、落后的陕甘边区依然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坚强的领导集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领导的积极引领增强了边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认同。
刘志丹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是边区的“活地图”。长期的群众工作造就了其个人良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至今陕甘边区还留存着描述、赞颂刘志丹的民间歌谣，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等，生动地再现了刘志丹为代表的边区革命领导集体亲民的执政方式，也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陕甘边区传播打下了群众基础。同时，刘志丹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思维灵活，口才优秀，许多革命同志很信任他，人民群众很敬服他。当时的《秦风》报刊上曾提到，“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张闻天评价刘志丹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深入人民群众，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身示范，将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于边区的千家万户，刘志丹的模范行为对马克思主义在边区的大众化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核心的坚强领导坚定了革命队伍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提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具体来讲，寺村塬、照金时期，在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干扰下，红色政权和革命军队损失严重。而南梁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快速发展壮大，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但是，就在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陕甘晋省委作出在陕甘边、陕北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的错误决定。陕甘边根据地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及时遏止了这次“左”倾错误的发展。可见“左”倾错误思想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严重的危害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之也面临着曲折和挑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发展陷入低潮、内部出现分歧、个人遭遇到无端指责乃至不公时，依然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性，顾全大局，力挽狂澜，服从党纪，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一切以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旨归，在革命实践中彰显出马列主义之精髓，坚定了革命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党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方针路线在革命队伍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宣传与传播始终伴随着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这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
创新传播途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坚决地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但根据地初建中所面对的是文化基础薄弱、受教育水平很低的农民群众，边区的文教事业在苏维埃政府创建之前几近空白。文教基础薄弱是当时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言，这既是挑战，也促使党更加深入群众，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创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广大的受众是边区的农民群众。他们的特点是文化水平低，阶级意识、主体意识较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基本的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缺地少地，生活困苦。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同时存在相应的不足与局限，因此从思想上武装农民尤显重要。基于农民阶级的基本特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生动鲜活、容易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尤其是重视他们的土地愿望。在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之后，“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极大调动了他们参与革命的热情，提高了政治觉悟，这样就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外，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货币的政策，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赢得了边区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因为农民文盲率较高，边区政府开办的识字班、扫盲班、夜校、冬学等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上都紧密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如时间选择上避开农忙时期，教学内容上与农业生产相交织，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并积极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人民群众。
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和觉悟，巩固来之不易的红色果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将地方文化融入多元的文艺形式之中，在传播形式上不拘一格，不断创新，提升了传播效果。
当时，处于偏远秦陇乡村的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单一。随着革命的兴起，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歌谣、深受群众欢迎的戏剧、报刊及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等先进文化应运而生。比如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所创作的一系列革命歌谣，《盼红军》《打江山》《跟上哥哥上梁山》《遍地红》《红军起首三嘉塬》《妇女放脚歌》等，以淳朴的语言，独特的风格，紧密配合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激励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1934年11月在南梁荔园堡发行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其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两份报刊的创办，使得边区的宣传事业借助媒体的形式，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党员政治水平的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革命进步刊物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注重文教事业 培育革命干部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出了“十大政策”，其中文教事业是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县、区、乡政府建立健全教育领导机构，提倡办学并给予一定物质支持，促进了根据地文教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南梁政府开办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同年秋改名为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对象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中、下级干部，以及少数地方干部。学校开设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课程。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等，主要讲授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远大目标，怎样分配土地等。边区领导干部不时到学校讲课，如刘志丹常到学校讲十月革命、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创陕甘边苏区的条件和政策、军事知识等。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每期学员百余人，从1934年到1935年春，共办了3期，培训了从陕甘边农村、红军部队、游击队中派来的军、政干部322名，号兵10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斗争中成长为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成长为陕甘红军和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的中坚力量。军政干部学校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地区的传播作了干部和人才上的储备，这对条件艰苦、地处偏远的陕甘边区极为宝贵。
陕甘边根据地政府领导集体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边区实际，传播革命道理，宣传斗争形势；面对革命实践中的分歧依然顾全大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革命事业的发展为先。同时紧抓社会矛盾，解决最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边区经济，创新传播手段，提升传播效果。此外，还注意发展文教事业，培育革命干部。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诸多值得反思、借鉴之处。
（何 瑞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