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优秀领导人，高山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田富达同志因病于2023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田富达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无数个属于中国的荣耀时刻，但他终难忘怀的还是1949年……

参加新政协

1949年8月，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中的台湾高山族学员被召集在一起，传达了一封中央的来信，内容是台盟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参加单位，将有5个正式代表，而其中的一位，要从华北军政大学的高山族同志中推选。194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富达因为平时表现优秀，被推选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

一九四九年九月，田富达代表高山族同胞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发言。

原来，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提出：“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同日，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代表名额5人，候补代表1人。其中5个代表中要有一位台湾高山族。

据田富达回忆：“汉族的同志好办，有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但是高山族的代表需要寻找。谢雪红提出战争时代有不少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部队里，只不过太分散了。她先跟华东局谈，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时，中央统战部提出，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里面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班，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找看。这样就委托华北军大找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班。班里一讨论，大家都推选我。我说我不行啊，因为有几个比我先入党的，还有一个是副区队长……但是最后还是定了由我去当这个代表。”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

参与新政协筹备会的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沙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代表年龄最高的是萨镇冰93岁（未到会），其次是司徒美堂、张元济均83岁，此外70岁以上的有吴玉章等21人，最年少的要算高山族代表田富达了，他还只有20岁。”所以，田富达成为了新政协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日子

1949年9月初，接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开会通知后，田富达离开石家庄到达北平。当时因他的普通话不好，华北军政大学校领导特地委托校政治部组织部的罗范群部长一同来北平。罗范群也是新政协华南人民解放军单位的正式代表，因常来台湾队给他们讲课，所以比较熟悉。田富达回忆：“记得我和罗范群同志在北平下了火车后，他为我找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了干面胡同，这样我才顺利地到了台盟总部。”

当时，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候补）等台盟代表都住在干面胡同20号台盟总部临时办公处内。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安排他们住北京饭店，他们考虑人数不多，总部又刚刚迁来，住房又宽敞，从工作方便出发，还是谢绝了照顾，没有去住北京饭店。在正式报到的那几天，田富达除了看看有关台湾和台盟的资料外，就是参观故宫、北海等名胜古迹，有时也逛逛大街，让他大开眼界。

9月7日下午两点，田富达跟随其他台盟代表来北京饭店报到。在水银灯的照耀下，大家挨着顺序，一个个在登记表上写上自己名字和单位名称及住址。每个人都恭恭敬敬地写着，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都被拍进镜头。当拿到第一届人民政协徽章时，每位代表都笑脸相迎，各有说不尽的快乐。

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表签到

大会开幕前，田富达先后随谢雪红看望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李维汉和拜访住在北京饭店的其他一些党派的代表。令人难忘的是，当时李维汉对他们非常热情和关心，对台湾同胞有代表参加会议一再表示非常高兴，叮嘱他们共同努力把大会开好。

在此期间，田富达还参加过朱德主持的一次党组会议。朱德简单介绍了这次政协会议的筹备情况，讲了会议的重大意义，强调党员和干部应起模范带头作用，认真贯彻党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等。田富达回忆：“我那时是一个才二十岁的战士，能有机会跟老一辈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共商国是，实在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感到自己肩负任务的重大，心想只有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田富达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常常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深夜都在认真讨论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草案，集中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1949年9月21日晚上6点半，田富达等台盟代表一同乘车到达中南海怀仁堂，看到会场上灯光辉煌，光芒四射的人民政协大徽章，高悬在会场前。主席台前，鲜花与松柏围绕，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中间的人民政协会徽，两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面军旗。他们按照座位号依次就坐。各人台上，早就放有茶杯和一大包政协文件袋，里面装满赠送的手册，临时发言用的纸、削尖的铅笔等。

晚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田富达回忆道：“怀仁堂里，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大家的掌声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的手掌都拍红了，回到住处才感觉很痛。”

9月22日，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田富达在宣言起草委员会。这次会议共进行了九天。一般是上午小组会议或专门小组会议，下午大会讨论发言。尽管大会发言是事先就规定好的，每一个代表团只有一个发言的，但那时候，代表们发言的速度相当快，每天都会超出事先的安排。到了25日，大会发言的时间就空出来好多，临时决定每个代表团可以再讲一位，需要临时补充一些同志发言。组织会议的同志告诉田富达：“27日临时增加一次你的发言，你准备一下”。

田富达听到后很紧张，怕说不好。幸亏有杨克煌的帮忙，田富达说大致内容，杨克煌帮他记下来，然后再整理。9月27日，田富达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是参加政协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单位中的少数民族——高山族人民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中能有人口仅20万左右的高山族人民自己的代表参加，使我极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无限的兴奋与光荣！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给我们将要迅速得到解放的高山族人民带来了各民族相互合作的大团结的新的民族生活。它将要引导我们向新的文明的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前进！从此以后我们就可能脱离那被帝国主义与异民族统治者所侵略、压迫、侮辱、分化挑拨，和不文明的、落后的、原始的、甚至野蛮的、黑暗的旧民族生活。”

发言结束后，田富达正好路过主席台，他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主席的手。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好几句话。可惜，他当时太激动，大脑一片空白，只讲了一句“毛主席好！”就不知道下面要讲些什么了。毛主席倒是说了好几句话，但他一句也没回答，只顾着点头，紧紧地握着毛主席宽大、柔软的大手。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看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同学走进会场，把一面绣有“愿在你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奋斗”的锦旗献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时，田富达兴奋不已，和代表们一起用掌声表达内心激动的心情。献旗结束后，田富达等台盟代表，纷纷跑过去与他们亲切握手。李伟光回忆道：“不仅是几位参加政协代表或台湾队同志们的光荣，更是650万全体台胞的光荣。”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天，田富达等台盟代表和其他政协代表一起从东侧登上天安门城楼。田富达回忆：“那时候城楼的东侧放着当年李大钊同志牺牲的断头台，我们都过去瞻仰了一下，然后到了城楼的西侧。当时我们都愿意站到西边去，因为从西边可以看到从东边过来的游行队伍和部队的分列式，分列式有华北军大台湾队参加，我们有几个同志就在里面。毛主席他们正好在天安门城楼中间的下面一点，我们离远一点也可以看得见，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所以我们选的地点不错。”

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主席台时，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田富达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觉得喉咙在动，却喊不出声。身边的一些代表相互热烈握手、拥抱，几位白发皓首的老先生也激动得泣不成声。”2019年金秋，田富达回忆这段场景时，激动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虽然老人的耳朵有些失聪，眼睛几近失明，但唱起国歌来，还是那么铿锵有力。

“天安门城楼上下一片欢腾，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田富达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典礼开始，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田富达心潮澎湃，百感交集：这红旗，不就是新中国的象征吗？为了你，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么英勇、艰难的斗争，多少同志为你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多少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屠杀！新中国建立起来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台湾同胞的心，也和首都30万人的心是一样的，因为鲜红的五星红旗包含着雾社勇士和“二二八”死难烈士的鲜血呀。

当天，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他们站立在金水桥畔东面的华表前观礼，不论是观看天安门城楼，还是观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当看到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的队伍走过的时候，田富达又一次流泪了，真想马上告诉他们：我代表你们发言了，在这个全新的国家里，我们高山族有地方发言了，我们全体台湾人有代表发言了，在以后的世界上，我们中国人也要发言，因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郭海南，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