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史研究的新成果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评介发布时间：2023-02-23 08:57:10 来源：团结报
郭辉教授的《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关注国家纪念日设置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分析国家纪念日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状况，考察国家纪念日活动操演的具体场景，系统呈现国家纪念日蕴含的政治文化。作者在该领域耕耘十年之久，该书是作者十年积累的呈现，反映纪念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受新文化史的影响，纪念日研究逐渐引发学界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有“纪念史”之谓，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下，纪念史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同时，随着纪念史研究的发展成熟，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学界不乏批评之声。特别是现有研究成果多为个案研究，缺乏对纪念日的宏观思考和观察，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碎片化趋向明显。且多停留于对纪念活动表象的梳理，缺乏深刻解读，研究范式固化，“历史感”缺失。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正是建立在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反思上。与既往研究不同，该书并非对国家纪念日的简单考察和分析，而是将其作为国民党宣传政治理念、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置于抗战的宏大背景下观察，揭示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决定该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显然并非个案研究所能解决。宏观视角的引入使该书摆脱个案研究的局限性，以国家纪念日为切入点深入观察抗战时期政治文化。但作者并非全然从宏观视角考察国家纪念日，诸如革命理念、领袖崇拜、民族主义等政治文化的呈现皆是以具体个案为基础的。如此安排，既能从整体上把握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面貌，又能从微观上对国家纪念日进行深度剖析，观察纪念日如何塑造政治文化。
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提供了纪念史研究的新路径。研究者可采用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国家纪念日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观察国家纪念日如何塑造政治文化，如何动员社会民众，如何传递社会记忆，如何建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从单个国家纪念日入手，以小见大，揭示纪念活动与“大历史”的关系，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入手，以多个具体个案为支撑，整体探讨国家纪念日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面向。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并非每个纪念日皆具独特性，能够以小见大，也并非所有宏观研究皆能找到丰富个案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熟悉中国近现代国家纪念日的基本情况，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主题、历史脉络、阶段特征有深刻把握。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在史料和理论方法方面也具有独到之处。
该书史料来源广泛，包括档案、报刊、日记、年谱、文集、文史资料等。报刊是纪念史研究最为常见的史料，作者在充分利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仔细爬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档案史料，展现国家纪念日的制度设计过程。档案的运用为既往研究较为忽视者，通过相关档案的发掘，能揭示国家纪念日不为人知的一面。但作者未满足于档案史料的运用，而是进一步挖掘日记、年谱、文集、文史资料中有关纪念活动的记载，力图全面呈现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历史图景。如邵元冲为民族扫墓节设置的积极鼓吹者，且留有日记，作者借助《邵元冲日记》分析民族扫墓节设置的意义和运作实况，使研究更加立体丰满。
在运用丰富史料的同时，该书还运用大量新理论、新方法。该书征引西方理论著作50余种，涉及社会记忆理论、符号理论、仪式理论、合法性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等。不仅如此，作者还自觉进行理论创新，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国家纪念日”概念，对该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并总结国家纪念日的功能，为开展国家纪念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并坚持历史实证这一基本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不仅呈现出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复杂面貌，而且使整个研究颇具“历史感”，值得研究者借鉴。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提示我们，研究纪念史一方面要尽可能穷尽史料，一方面要加强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解读史料的新视角，更要自觉进行中国本土纪念史理论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史理论体系，推动纪念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对抗战不同阶段国家纪念日政治文化差异和同一阶段不同国家纪念日内涵差异关照不足。二是对未刊档案发掘不足。如山东省档案馆藏有山东省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青岛市政府、济南市政府等机构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档案，提供了观察国家纪念日的地方视角，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三是对个别问题认识不足。作者认为国民党设立六个国耻纪念日的目的是突出清朝和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该论固然成立，但也要考虑到外部因素特别是日本侵略对国家纪念日设置的影响，如济南惨案国耻纪念日的设立显然是为应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
总之，《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是纪念史研究的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深化对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的认识，推动纪念史研究走向深入。（侯有前，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郭辉教授的《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关注国家纪念日设置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分析国家纪念日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状况，考察国家纪念日活动操演的具体场景，系统呈现国家纪念日蕴含的政治文化。作者在该领域耕耘十年之久，该书是作者十年积累的呈现，反映纪念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受新文化史的影响，纪念日研究逐渐引发学界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有“纪念史”之谓，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下，纪念史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同时，随着纪念史研究的发展成熟，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学界不乏批评之声。特别是现有研究成果多为个案研究，缺乏对纪念日的宏观思考和观察，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碎片化趋向明显。且多停留于对纪念活动表象的梳理，缺乏深刻解读，研究范式固化，“历史感”缺失。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正是建立在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反思上。与既往研究不同，该书并非对国家纪念日的简单考察和分析，而是将其作为国民党宣传政治理念、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置于抗战的宏大背景下观察，揭示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决定该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显然并非个案研究所能解决。宏观视角的引入使该书摆脱个案研究的局限性，以国家纪念日为切入点深入观察抗战时期政治文化。但作者并非全然从宏观视角考察国家纪念日，诸如革命理念、领袖崇拜、民族主义等政治文化的呈现皆是以具体个案为基础的。如此安排，既能从整体上把握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面貌，又能从微观上对国家纪念日进行深度剖析，观察纪念日如何塑造政治文化。
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提供了纪念史研究的新路径。研究者可采用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国家纪念日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观察国家纪念日如何塑造政治文化，如何动员社会民众，如何传递社会记忆，如何建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从单个国家纪念日入手，以小见大，揭示纪念活动与“大历史”的关系，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入手，以多个具体个案为支撑，整体探讨国家纪念日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面向。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并非每个纪念日皆具独特性，能够以小见大，也并非所有宏观研究皆能找到丰富个案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熟悉中国近现代国家纪念日的基本情况，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主题、历史脉络、阶段特征有深刻把握。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在史料和理论方法方面也具有独到之处。
该书史料来源广泛，包括档案、报刊、日记、年谱、文集、文史资料等。报刊是纪念史研究最为常见的史料，作者在充分利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仔细爬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档案史料，展现国家纪念日的制度设计过程。档案的运用为既往研究较为忽视者，通过相关档案的发掘，能揭示国家纪念日不为人知的一面。但作者未满足于档案史料的运用，而是进一步挖掘日记、年谱、文集、文史资料中有关纪念活动的记载，力图全面呈现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历史图景。如邵元冲为民族扫墓节设置的积极鼓吹者，且留有日记，作者借助《邵元冲日记》分析民族扫墓节设置的意义和运作实况，使研究更加立体丰满。
在运用丰富史料的同时，该书还运用大量新理论、新方法。该书征引西方理论著作50余种，涉及社会记忆理论、符号理论、仪式理论、合法性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等。不仅如此，作者还自觉进行理论创新，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国家纪念日”概念，对该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并总结国家纪念日的功能，为开展国家纪念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并坚持历史实证这一基本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不仅呈现出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的复杂面貌，而且使整个研究颇具“历史感”，值得研究者借鉴。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提示我们，研究纪念史一方面要尽可能穷尽史料，一方面要加强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解读史料的新视角，更要自觉进行中国本土纪念史理论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史理论体系，推动纪念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对抗战不同阶段国家纪念日政治文化差异和同一阶段不同国家纪念日内涵差异关照不足。二是对未刊档案发掘不足。如山东省档案馆藏有山东省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青岛市政府、济南市政府等机构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档案，提供了观察国家纪念日的地方视角，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三是对个别问题认识不足。作者认为国民党设立六个国耻纪念日的目的是突出清朝和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该论固然成立，但也要考虑到外部因素特别是日本侵略对国家纪念日设置的影响，如济南惨案国耻纪念日的设立显然是为应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
总之，《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是纪念史研究的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深化对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的认识，推动纪念史研究走向深入。（侯有前，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