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知识界对工业化的讨论
发布时间：2023-03-02 09:13:37 来源：团结报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危急态势，深深触动了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怀。
1938年7月，社会学家吴景超的著作《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出版。书中指出，工业化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生产方式的机械化，用机器代替人工；第二是职业构成的多样化，因机械化导致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业范围扩展至其他行业如工业、商业、交通业等。机械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可以将二者视为一体。此时，中国沿海地区工业毁坏殆尽，大后方工业亟待兴建，该书一经问世便引发知识界极大关注。
经济学家方显廷对吴景超的观点表示异议，他为吴景超著作撰写书评，指出将工业化等同于机械化，是较为粗浅的理解。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业化并不是采用机械动力建立若干工厂即可实现，其真正的基础在于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的特征在于“六位一体化”——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合理化，机械化虽然是最典型的特征，但也仅仅是其中一个特征。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六位一体化”的影响贯穿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进而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是工业化内涵之所在。方显廷说：“工业化之要义，在以现代工业所实施之科学技术及大规模组织，普遍引用于一切经济部门中，举凡农矿、交通、贸易、金融、财政等，均应追随现代工业之后，采取同样之技术与组织，而加以适当之改进或改造。”
经济学家刘大钧认为，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应当有狭义、广义的区分。从狭义上讲，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机械化即运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相较传统手工业具有高效、精准等优点。更为重要的是，机械化带来社会生产的巨大变革，是工业化进程的源头，亦是工业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二者视为一体，未尝不可。从广义上讲，工业化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变革，指“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以现代工业为骨干，在地域上以工业都市为中心，而彼此间联系甚密，不仅使用机械之一端”。
按照刘大钧的分析，吴、方二人的讨论并无对错之分，而是狭、广之别，但是他更倾向于方显廷的观点。既然工业化是整体性变革，那么必须超越机械化的层面，通过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改造一切经济部门，而后逐渐形成现代化工业都市，最终完成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
不过，刘大钧对于工业化内涵的思考并未止于此。他在代表性著作《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进一步指出“吾人所谓之工业化较一般人所言者范围远加扩大，意义远较深切”。他认为从机械化到经济变革，这是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由表及里的深入过程，不过工业化的归宿并非只有经济变革，同时也将是深刻而又全面的社会改造。“工业化于政治，社会、文化、一般经济以至于社会心理亦皆有重大之影响。”工业化是与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但是作为社会现象，工业化的影响必然超越机械、工业乃至经济层面，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引发全面的社会改造。
刘大钧的观点突破经济属性的束缚，带有很强的开放性，引发知识界的共鸣与热议。围绕工业化与经济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关联性，知识界形成三种观点：
第一，工业化能够影响大众心理，凝聚新型工业精神。社会学家简贯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总结道，“工业化的内容，不但要建筑大规模的工厂，制造最新的机器，生产形形色色的物品，而且要更进一步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原理，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更新我们的生活态度。”经济学家曹立瀛综合工业化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对其内涵进行总体概括，“‘工业化’的含义很广，理论上，包括工业本身机械化与科学化，矿产的大量开发，动力的普遍利用，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事业资本化，组织与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以及工业都市之形成与社会心理之转变。”
第二，工业化能够改造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工业文明。金融学家陈颖光指出工业化“实系代表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经济学家谷春帆指出工业化并非创办几家工厂或者几处矿场就能实现，实际上工业化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中国工业化既是中国整个文化改革之一部分，亦为整个文化改革之前驱。故必须与中国整个文化改革联系进行。”谷春帆所说的文化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工业化塑造全新的国民思维、习惯、意志乃至人格，改造分散、闭塞的传统农业文明为集中、开放的现代工业文明。
第三，工业化能够影响政治格局，巩固国家统一基础。政治学家王赣愚指出工业化能够为国家政治统一创造稳定的经济基础，“从政治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真正工业化了，其影响所及，足使经济组织上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变化终究要树立政治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家高叔康将工业化与实现民主政治关联起来，指出工业化与民主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两者互为基础，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工业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多障碍；民主政治是发展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政治不民主，工业化即失了保障。”
抗战的艰辛与对战后重建的憧憬，吸引了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工业化内涵问题。知识界意识到，机械化仅仅是工业化的开端与外在表现形式，如同洋务运动那样建立一批现代工业，称不上完整意义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内涵深远，不仅涉及经济变革，而且包含社会改造。中国的工业化，不仅肩负国家统一重担，而且担负民族复兴重任。总之，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的逐渐深入，推动工业化思想逐渐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经济思想。
（盛 雷，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 责任编辑：赵昕 ]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危急态势，深深触动了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怀。
1938年7月，社会学家吴景超的著作《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出版。书中指出，工业化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生产方式的机械化，用机器代替人工；第二是职业构成的多样化，因机械化导致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业范围扩展至其他行业如工业、商业、交通业等。机械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可以将二者视为一体。此时，中国沿海地区工业毁坏殆尽，大后方工业亟待兴建，该书一经问世便引发知识界极大关注。
经济学家方显廷对吴景超的观点表示异议，他为吴景超著作撰写书评，指出将工业化等同于机械化，是较为粗浅的理解。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业化并不是采用机械动力建立若干工厂即可实现，其真正的基础在于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的特征在于“六位一体化”——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合理化，机械化虽然是最典型的特征，但也仅仅是其中一个特征。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六位一体化”的影响贯穿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进而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是工业化内涵之所在。方显廷说：“工业化之要义，在以现代工业所实施之科学技术及大规模组织，普遍引用于一切经济部门中，举凡农矿、交通、贸易、金融、财政等，均应追随现代工业之后，采取同样之技术与组织，而加以适当之改进或改造。”
经济学家刘大钧认为，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应当有狭义、广义的区分。从狭义上讲，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机械化即运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相较传统手工业具有高效、精准等优点。更为重要的是，机械化带来社会生产的巨大变革，是工业化进程的源头，亦是工业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二者视为一体，未尝不可。从广义上讲，工业化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变革，指“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以现代工业为骨干，在地域上以工业都市为中心，而彼此间联系甚密，不仅使用机械之一端”。
按照刘大钧的分析，吴、方二人的讨论并无对错之分，而是狭、广之别，但是他更倾向于方显廷的观点。既然工业化是整体性变革，那么必须超越机械化的层面，通过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改造一切经济部门，而后逐渐形成现代化工业都市，最终完成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
不过，刘大钧对于工业化内涵的思考并未止于此。他在代表性著作《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进一步指出“吾人所谓之工业化较一般人所言者范围远加扩大，意义远较深切”。他认为从机械化到经济变革，这是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由表及里的深入过程，不过工业化的归宿并非只有经济变革，同时也将是深刻而又全面的社会改造。“工业化于政治，社会、文化、一般经济以至于社会心理亦皆有重大之影响。”工业化是与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但是作为社会现象，工业化的影响必然超越机械、工业乃至经济层面，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引发全面的社会改造。
刘大钧的观点突破经济属性的束缚，带有很强的开放性，引发知识界的共鸣与热议。围绕工业化与经济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关联性，知识界形成三种观点：
第一，工业化能够影响大众心理，凝聚新型工业精神。社会学家简贯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总结道，“工业化的内容，不但要建筑大规模的工厂，制造最新的机器，生产形形色色的物品，而且要更进一步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原理，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更新我们的生活态度。”经济学家曹立瀛综合工业化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对其内涵进行总体概括，“‘工业化’的含义很广，理论上，包括工业本身机械化与科学化，矿产的大量开发，动力的普遍利用，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事业资本化，组织与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以及工业都市之形成与社会心理之转变。”
第二，工业化能够改造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工业文明。金融学家陈颖光指出工业化“实系代表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经济学家谷春帆指出工业化并非创办几家工厂或者几处矿场就能实现，实际上工业化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中国工业化既是中国整个文化改革之一部分，亦为整个文化改革之前驱。故必须与中国整个文化改革联系进行。”谷春帆所说的文化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工业化塑造全新的国民思维、习惯、意志乃至人格，改造分散、闭塞的传统农业文明为集中、开放的现代工业文明。
第三，工业化能够影响政治格局，巩固国家统一基础。政治学家王赣愚指出工业化能够为国家政治统一创造稳定的经济基础，“从政治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真正工业化了，其影响所及，足使经济组织上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变化终究要树立政治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家高叔康将工业化与实现民主政治关联起来，指出工业化与民主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两者互为基础，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工业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多障碍；民主政治是发展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政治不民主，工业化即失了保障。”
抗战的艰辛与对战后重建的憧憬，吸引了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工业化内涵问题。知识界意识到，机械化仅仅是工业化的开端与外在表现形式，如同洋务运动那样建立一批现代工业，称不上完整意义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内涵深远，不仅涉及经济变革，而且包含社会改造。中国的工业化，不仅肩负国家统一重担，而且担负民族复兴重任。总之，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的逐渐深入，推动工业化思想逐渐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经济思想。
（盛 雷，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