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化名人进入人大和政协任职，其中一部分还成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重要领导，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独特和重要的贡献。巴金、周建人和叶圣陶等人便是其中的卓越代表。那么，他们和全国两会有着怎样的往事呢？

巴金：扫除全国的文盲

巴金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巴金等人提交了作为政协委员的第一份提案——《请速组织中央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及教学方法局专门负责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委员会指导下成立文化军以消灭文盲案》。这个提案立即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工农有了文化才能彻底翻身，才能更为有效地从事生产建设”。三个月后，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代表500多人参加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主要讨论工农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问题。从此，识字教育在全国展开。

巴金作为作家，给新中国的第一份提案是关于教育的，足见他对教育的重视。从巴金走上写作道路的历程来看，巴金这样做并非偶然。巴金从事写作，“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巴金主要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著名的，但他并不把写长短篇小说本身看作目的，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手段，以它去促使他的读者们加入革命的行列，把现存的、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社会平等、正义和普遍幸福的世界。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是他的社会理想。他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一分子，他愿意以最直接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真正的作家并不常常想到自己，他重视自己对人民、对读者的责任。”关注社会，关心人，是作家的必修课。而对于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对于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个人，作家自然也会关注。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老舍、朱自清、沈从文等都直接投身于教育事业，做过教师。巴金虽然没有当过教师，但是他有许多朋友从事教育工作，因而对教育比较熟悉，也写过不少对教育家的怀念文章，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但是他对教育有自己的看法与想法，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和谈话中，仅在《随想录》中，就有三篇文章《小端端》《再说端端》和《三说端端》，通过其小外孙女端端来专门谈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足见巴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梳理出巴金关于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2019年11月1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务委员会九次会议表彰了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巴金等人于1950年提交的关于扫盲的提案，光荣入选了。

周建人：普及义务教育

周建人

周建人曾经就普及义务教育的问题提交了一份提案。1980年11月12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政协民进组委员周建人作为第一提案人和其他154位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案》。

提案的理由是：三十年来，教育方面有成绩，普及教育方面也涌现了一些好经验，但就全国范围来看，普及教育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究其原因，一是认识上重视不够，二是缺乏坚决有效的措施。粉碎“四人帮”后，虽提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号召，但是普及教育方面仍然见效不大。近年来由于农村分配政策的改变，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学龄儿童辍学的情况，长此下去实令人担忧。

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积极推行普及教育。第一，从经济上看，四化建设要靠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同时也必须有大量有文化技术的、能适应和掌握现代生产手段的劳动者。第二，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国家法律制度的实施，以至官僚主义的根治，都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关，因此必须普及教育。第三，从社会上看，只有人民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提高，才能真正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铲除封建残余，抵制腐朽思想，加强社会的安定团结。

提案认为，普及教育对国家来说，是基本国策、百年大计；对人民群众来说，犹如“基本口粮”，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的周期很长，应该及早下定决心抓好。提案建议，现在应该采取有利措施来抓普及教育，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周建人等人在提案中提出了七条可操作性的办法：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首先是各级干部对普及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认真做好普及教育工作。二要根据目前条件，国家应规定限期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城市普及初中教育。个别有困难的地区，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申请，经上级批准后始得暂缓实行。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普查及教育工作。三要规定普及教育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普及教育的经费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拨给一部分补助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地区实现普及教育的实施办法，各地不强求统一。但普及教育的数量、质量必须作为各级政府考绩的重要内容，必须向本级人代会及上一级政府提出报告。对提早或按期实现普及教育的地方，国家应给予表扬，并在经济上给予奖励。四要规定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国家应尽早制定教育法，明确规定凡未受普及教育者，不得当国家干部；文化能力高低，工资待遇应有区别。现任公职人员，则应补习文化，限期达到一定程度，否则不能继续担任公职。五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负责本地区普及教育的实施；由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六要发展业余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巩固、提高普及教育成果。七要根据财政情况逐步增加教育经费，明确规定普及教育的专款不得克扣或挪作别用。

全国政协对这个提案进行了研究，审查意见认为：“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而后，经过民进和各方面的继续呼吁，终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普及《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并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强化了普及教育的观念，为全民教育健康、持久、深入的开展下去，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这些成就离不开当初周建人等人的努力。

叶圣陶：设立教师节

叶圣陶

叶圣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全国两会上多次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

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人发表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实际上并不存在。“文革”期间，教师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开始提升，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生职业的思想也还不够普遍。

为此，1981年3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叶圣陶等人联名提交提案，希望以设立教师节的方式，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各阶层的尊敬。

提案是：建议确立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理由是：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980年3月，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民进领导方明等人曾经征求过谢冰心、叶圣陶的意见。冰心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如4月1日；有的人建议把教师节定于每年的6月6日，因为民国时期的教师节便是每年的6月6日；叶圣陶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根据公开资料，能追溯到中华民族最早有正式规定的教师节，是1932年国民党政府规定的6月6日。正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6月6日的教师节，改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在一起。

1981年提交的这份提案认为，将劳动节与教师节合并，没有教师节单独的活动和特点，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建议应该单独设立教师节。

这份提案推动教育部等联合起草了报告，交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

在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叶圣陶、方明等人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全国政协的审查意见如下：“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民进方明等委员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建立教师节的议案，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从1981年到1985年，历经5年之后，在叶圣陶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恢复了教师节。（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