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具体协商合作中逐步完善形成的。从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以彻底实现一党专政为目标策划的“旧政协”，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酝酿筹备的“新政协”，再到具有代表全国人民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经历两次跨越之后最终被确立下来，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构建适合国情的政治形式的高超政治能力和卓越政治智慧。

从旧政协到新政协：假协商到真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被称为新政协，是为了区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旧政协）。新政协“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新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与旧政协有本质区别。

召开背景不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功臣”自居，继续施行一党独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中国共产党顺应和平与民主的大势人心，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高呼“再不民主，惟有亡国”，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国民党方面此时发动内战准备尚未充足。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仅仅披着“协商”的外衣，实质上是拖延时间、准备内战、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合法化的工具。

新政协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着有利于人民的重大变化情况下筹备召开的。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共中央顺势而为，提出了蕴含建国构想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各界人士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动召开的新政协是以协商民主为基础，以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

组织力量不同。旧政协是由国民党反动派主持的，目的是为国民党扫清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障碍。国民党在参会者上极力限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参会名额，以党派名义受邀参加旧政协的仅有中国共产党、民盟和青年党，与抗战后期涌现出的100余个大小不一的党派数量相比，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未受邀参加旧政协的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23个团体党派只得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在政协会议期间，每日举行一次大会，听取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

新政协期间中国共产党最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8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协商形成的新政协第一个重要成果《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就明确表示，根据民主党派的建议，新政协会议计划邀请38个单位的代表，并且“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代表单位中不仅包括民主党派，还包括了人民团体，产业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等代表人士，完备的代表名单显示了新政协的广泛代表性和全中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而对于“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国民党政府被彻底排除在新政协之外。

目标结果不同。旧政协是为了在战后实现暂时国内和平，是一场各方力量的角逐，充满了妥协性。旧政协期间，中共、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在各项议题上的谈判异常艰难，在追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与照顾国民党利益之间寻求最大限度的平衡。

新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民主阶级，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为基本任务的协商会议，是实现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伟大政治抱负中的关键一环。在开会前，中共中央周密部署，分批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最终抵达北平顺利参会；在会议中，新政协坚持执行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会前经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事情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贯彻彻底的协商民主精神；在会议组织上，新政协筹备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承担相应的具体任务，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人数、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协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各项事宜。

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真民主到人民当家作主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这种改变是因为“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而且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政协会议的参会范围扩大，在功能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这已经越出了“新政协”的职权，改为“人民政协”是势所必然。

人民民主范围空前扩大。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设想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当初设想的人数和单位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扩大参加政协的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从1949年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8次会议，专门对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份包括党派单位、区域单位、军队单位、团体单位和特邀单位5个方面在内的46个新政协参会单位和662个代表名额的名单。与最初设想的38个单位相比，更加具有人民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各界人士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民主协商成果远超预期。1948年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表示，“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互相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要，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如果想要实现以上目标，首先需要“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讨论以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会议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建国路线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建国事宜，第二步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民主联合政府。此时，蔡廷锴等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民主人士已经提出要由政协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府。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新政协代表中应多邀请中间人士的指示中，让他们单独告诉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迳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考虑蔡廷锴等提议的给新政协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提议。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表示新政协的任务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临时中央政府”，而是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新政协已经具有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被赋予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责。

统一战线组织正式建立。新政协原本的定义只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由各界代表参与的党派协商会议，会议的目标是“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并未明确新政协会议持续的时间及是否形成固定的组织。但是，随着政协会议商讨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都意识到了政协会议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49年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阐明：“新政协为长期组织，也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进一步强调政协作为一个长期组织在“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8月26日至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政协是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还解释，之所以在“政协”前面加上“人民”两字，是因为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人民民主的性质鲜明。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针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的开会协商方式也做了规定，“由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范围太大，不容易经常召集，所以只好拟定三年召开一次。至于地方委员会，可以适当多开一些”，人民政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从旧政协到人民政协，记录着中国人民为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经历的艰辛探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政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碧兰，作者单位：香山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