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映初心 团结奋斗新征程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专访发布时间：2023-04-27 08:52:37 来源：团结报
编者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进一步弘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筑牢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团结文史访谈·多党合作历史启示录”系列报道本期策划推出《风雨同舟映初心 团结奋斗新征程——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专访》一文，敬请关注。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访谈嘉宾
秦立海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的统战政策提出地工程”专家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
秦立海：194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在12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948年上半年，革命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迅速发展。政治上，随着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活动，各民主党派相继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继续攻势作战，而且成功开创了中原新局面，中国革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此外，“五一口号”的诞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当时国民党正在举行的“行宪”国民大会亦有关联。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上演了一场“行宪”国民大会的闹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正式宣告步入“宪政”时代。
邵 雍：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的“行宪”国民大会，伪装民主，欺世盗名。于是，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也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央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所以说，“五一口号”的诞生与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建言也有关联。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五一口号”的主要内容。
邵 雍：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该口号经新华社连播3天，《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分别于5月1日、5月2日全文刊载后，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秦立海：此外，为配合和落实“五一口号”，毛泽东随即于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在此，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五一口号”的丰富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记 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如何响应“五一口号”的？
秦立海：“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通过电波传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聚集的香港，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转达了“五一口号”的内容，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得到了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从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重申上述主张并特别指出，“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这样，“五五通电”迅速传遍了全国。
此外，各民主党派还纷纷单独发表通电、宣言和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可谓一呼百应，蔚为壮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未联署“五五通电”，但随即于5月7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总部设在国统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虽然无法公开响应“五一口号”，但仍想方设法表明了态度和立场。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九三学社闻讯后，也在北平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口号”。
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热烈响应“五一口号”的同时，还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和指导下，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主题，通过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和发表文章等方式，纷纷贡献意见、研究办法，很快形成了一场以香港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了解与认识，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记 者：您认为，“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是什么？
秦立海：第一，团结精神。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力量。“五一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充分体现了团结精神。
第二，斗争精神。“五一口号”蕴含着明确的斗争目标，就是“美帝”“蒋党”。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就是“反美帝反蒋党”“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此外，1948年底，针对国民党的求和呼声，毛泽东明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都鲜明地体现了“五一口号”所蕴含的斗争精神。
第三，民主精神。与国民党的“行宪”国民大会相比，“五一口号”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民主联合政府，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一直追求的民主精神。尤其是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对此，周恩来指出：“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第四，创新精神。“五一口号”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和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式，超越了传统民主政治在多元社会运行所面临的多元竞争格局，强调以团结合作代替竞争冲突，这不但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而且符合中国现实政治国情，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亦奠基于“五一口号”的发布，确立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这都充分体现了“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创新精神。
邵 雍：我很赞同秦教授的观点。同时，我想特别说明“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团结精神，也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正如“五一口号”第四条所讲，“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一口号”中，“团结”一词共出现了7次，分别是“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可见“团结”在“五一口号”中的重要性。
记 者：“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秦立海：“五一口号”的发布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名称所揭示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三个维度。
第一，“五一口号”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既是“五一口号”的提出者，更是“五一口号”的贯彻落实者，并由此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在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已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当然的领导者”。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表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公开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根基。
第二，“五一口号”构建了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五一口号”就是对这一政治理念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以此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于1949年3月进一步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这一政策及其实践不但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而且有效避免了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
第三，“五一口号”开创了政治协商的基本方式。“五一口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随后，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各项建国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协商，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圆满完成了建立新中国任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由此成为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方式，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党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政协协商，追根溯源都肇始于“五一口号”。
邵 雍：“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设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而当年区分是不是民主党派，就是以是否响应“五一口号”为重要标志的；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这些精神和属性在“五一口号”中已经基本具备；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其源头始于“五一口号”。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因此，可以说，“五一口号”是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设与发展是流。
记 者：在新时代，我们重温“五一口号”，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秦立海：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五一口号”的光辉历史，深刻领会“五一口号”的内在精神，对于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一口号”发布前夕，也就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随后，“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认可并公开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领导地位。在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仍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应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第三，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首，而“五一口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丰富发展和贯彻落实。因此，“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在新时代，重温“五一口号”，关键是付诸行动，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记 者：想要进一步了解学习“五一口号”，有哪些历史文献和学术著作可以推荐？
秦立海：关于“五一口号”的历史文献，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曾编辑过一本仿旧线装竖排版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著名民主人士和海外侨团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文献选编》，但未见公开出版发行。不过，在关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文献中，都包含有大量关于“五一口号”的历史文献，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编的《李家庄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华文出版社，2018年）等。
关于“五一口号”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主要有：朱维群主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华文出版社，2008年）、史宝强编著的《“五一口号”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全国政协办公厅编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编的《“五一口号”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高建中编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秦立海著的《民主的追求：1948-1949年筹建新中国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郝在今著的《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开创纪实》（金城出版社，2014年）等。此外，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关于“五一口号”的学术论文和纪念文章多达四五百篇，可以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查阅。
邵 雍：“五一口号”是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今天重温“五一口号”，我们可以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温故知新，加深我们对其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等篇的理解与领悟，进而开展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报记者 鲍家树）
[ 责任编辑：赵昕 ]
编者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进一步弘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筑牢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团结文史访谈·多党合作历史启示录”系列报道本期策划推出《风雨同舟映初心 团结奋斗新征程——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专访》一文，敬请关注。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访谈嘉宾
秦立海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的统战政策提出地工程”专家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
秦立海：194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在12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948年上半年，革命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迅速发展。政治上，随着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活动，各民主党派相继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继续攻势作战，而且成功开创了中原新局面，中国革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此外，“五一口号”的诞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当时国民党正在举行的“行宪”国民大会亦有关联。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上演了一场“行宪”国民大会的闹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正式宣告步入“宪政”时代。
邵 雍：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的“行宪”国民大会，伪装民主，欺世盗名。于是，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也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央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所以说，“五一口号”的诞生与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建言也有关联。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五一口号”的主要内容。
邵 雍：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该口号经新华社连播3天，《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分别于5月1日、5月2日全文刊载后，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秦立海：此外，为配合和落实“五一口号”，毛泽东随即于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在此，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五一口号”的丰富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记 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如何响应“五一口号”的？
秦立海：“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通过电波传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聚集的香港，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转达了“五一口号”的内容，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得到了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从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重申上述主张并特别指出，“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这样，“五五通电”迅速传遍了全国。
此外，各民主党派还纷纷单独发表通电、宣言和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可谓一呼百应，蔚为壮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未联署“五五通电”，但随即于5月7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总部设在国统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虽然无法公开响应“五一口号”，但仍想方设法表明了态度和立场。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九三学社闻讯后，也在北平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口号”。
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热烈响应“五一口号”的同时，还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和指导下，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主题，通过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和发表文章等方式，纷纷贡献意见、研究办法，很快形成了一场以香港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了解与认识，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记 者：您认为，“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是什么？
秦立海：第一，团结精神。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力量。“五一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充分体现了团结精神。
第二，斗争精神。“五一口号”蕴含着明确的斗争目标，就是“美帝”“蒋党”。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就是“反美帝反蒋党”“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此外，1948年底，针对国民党的求和呼声，毛泽东明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都鲜明地体现了“五一口号”所蕴含的斗争精神。
第三，民主精神。与国民党的“行宪”国民大会相比，“五一口号”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民主联合政府，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一直追求的民主精神。尤其是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对此，周恩来指出：“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第四，创新精神。“五一口号”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和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式，超越了传统民主政治在多元社会运行所面临的多元竞争格局，强调以团结合作代替竞争冲突，这不但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而且符合中国现实政治国情，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亦奠基于“五一口号”的发布，确立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这都充分体现了“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创新精神。
邵 雍：我很赞同秦教授的观点。同时，我想特别说明“五一口号”所蕴含的团结精神，也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正如“五一口号”第四条所讲，“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一口号”中，“团结”一词共出现了7次，分别是“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可见“团结”在“五一口号”中的重要性。
记 者：“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秦立海：“五一口号”的发布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名称所揭示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三个维度。
第一，“五一口号”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既是“五一口号”的提出者，更是“五一口号”的贯彻落实者，并由此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在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已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当然的领导者”。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表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公开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根基。
第二，“五一口号”构建了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五一口号”就是对这一政治理念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以此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于1949年3月进一步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这一政策及其实践不但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而且有效避免了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
第三，“五一口号”开创了政治协商的基本方式。“五一口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随后，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各项建国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协商，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圆满完成了建立新中国任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由此成为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方式，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党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政协协商，追根溯源都肇始于“五一口号”。
邵 雍：“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设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而当年区分是不是民主党派，就是以是否响应“五一口号”为重要标志的；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这些精神和属性在“五一口号”中已经基本具备；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其源头始于“五一口号”。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因此，可以说，“五一口号”是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设与发展是流。
记 者：在新时代，我们重温“五一口号”，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秦立海：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五一口号”的光辉历史，深刻领会“五一口号”的内在精神，对于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一口号”发布前夕，也就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随后，“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认可并公开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领导地位。在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仍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应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第三，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首，而“五一口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丰富发展和贯彻落实。因此，“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在新时代，重温“五一口号”，关键是付诸行动，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记 者：想要进一步了解学习“五一口号”，有哪些历史文献和学术著作可以推荐？
秦立海：关于“五一口号”的历史文献，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曾编辑过一本仿旧线装竖排版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著名民主人士和海外侨团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文献选编》，但未见公开出版发行。不过，在关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文献中，都包含有大量关于“五一口号”的历史文献，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编的《李家庄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华文出版社，2018年）等。
关于“五一口号”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主要有：朱维群主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华文出版社，2008年）、史宝强编著的《“五一口号”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全国政协办公厅编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编的《“五一口号”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高建中编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秦立海著的《民主的追求：1948-1949年筹建新中国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郝在今著的《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开创纪实》（金城出版社，2014年）等。此外，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关于“五一口号”的学术论文和纪念文章多达四五百篇，可以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查阅。
邵 雍：“五一口号”是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今天重温“五一口号”，我们可以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温故知新，加深我们对其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等篇的理解与领悟，进而开展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报记者 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