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电，积极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民革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2023年是“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也是民革成立75周年。笔者按时间顺序，摘录出民革响应“五一口号”前后具有代表性的语句并加以解析，以此重温在统一战线历史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感悟民革前辈们坚定的政治抉择、进步的政治追求、高尚的政治情操，为新时代民革谱写新篇章夯实奋进的思想根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济深等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

1949年1月，李济深（左三）、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等人到达沈阳，受到中共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图为李济深等人观看演出。

语句一：

中共同志一条心，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人民。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

——朱学范《致李济深信》，1948年3月31日

这段话出自1948年3月31日朱学范在哈尔滨写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的信。

从时间看，这封信是在民革1月1日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4月30日发布“五一口号”之前所写。朱学范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担任着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在欧洲结束世界工运类会议活动后，朱学范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和帮助下，途经莫斯科、西伯利亚，于1948年2月底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是最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这封信便是在进入哈尔滨一个月后写下的。

在此之前，朱学范在前往解放区的路上，就对李济深分析过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作出“蒋介石一定灭亡，美帝一定失败，中共民主革命一定胜利，苏联一定有前途”的政治判断，认为新生的民革力量有限，要实现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必须要在两大阵营中找到自己的革命同盟：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此次到达解放区后，朱学范用40多天时间，深入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工厂、煤矿了解生产生活情况。解放区的新气象深深地感动了朱学范，他感受到在中共的领导下，解放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在信中，朱学范介绍了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称赞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了新气象，并由此作出判断：“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

李济深回信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并表示，民革是坚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又得到中共南方局的诸多照顾，将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更要中共中央多加支持与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成问题的”。

在李济深、朱学范等几位重要创始人的带领下，民革内部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为随后在政治上、实践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语句二：

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1948年5月5日

这段话来自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12位民主人士代表各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第5条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三党联合发表声明，以为号召。毛泽东这封信对“五一口号”第5条内容进行了补充和说明，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多党合作、共商建国伟业的构想和实意。这一号召经广播电台播出、新闻报纸刊载后，很快传遍了海内外，获得广泛好评。

“五一口号”提出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也包括新生的民革。民革成立伊始就明确表明，秉持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代表组织联合政府。所以，“五一口号”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与民革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在若干基本原则方面是契合的。特别是“五一口号”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按照谭平山的进一步解释，并非国民党反动派把持下的旧政协的还原，而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是由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又有群众基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组成，所讨论的政治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换言之，新政协是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需要承担责任的会议，而非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因此，民革也要承担责任和义务，不能逃避和放弃。

5月2日，李济深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与会者决定立即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同意“五一口号”的号召。两份通电内容表述略有不同，但对“五一口号”都用了“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的措辞。

语句三：

“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

这段话出自1948年6月25日民革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民革的成立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极力争取、拉拢民革为己所用。而民革内部也有各种思想纷争，有人提出扩大势力，自成体系，有人受到当时社会上传播的、有别于国共两党的第三条政治路线，即“中间路线”的干扰，对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抱有幻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阵营，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时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成立民革的目的在于争取把一切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爱国力量团结并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而倒蒋就必须反美。民革成立时的《宣言》中就指出：“只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民革成立后在纪念孙中山逝世23周年时发表《告本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明确表态：“不信有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自由主义，不信中国人民所企求的真正永久的和平，能够在卖国独裁政权彻底推翻之前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吹响了要成立新政权、建立新中国，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新中国的革命号角，与国民党一直以来的倒行逆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李济深、何香凝等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五月五日通电发出，各民主党派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宣言或声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积极投身新政协运动。

经过多次讨论，民革于6月25日公开发表了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声明》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建议“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与孙中山的精神和民革成立之时所制订的《行动纲领》精神“完全符合”，并号召民革全党“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还对当时“中间路线”基调给予坚决有力批判。至此，民革明确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坚决抵制了“中间路线”，坚定地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

语句四：

“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主张，正是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特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李济深等55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949年1月22日

这段话出自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在解放区发表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

随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大家普遍感到，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光明在即。一场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协运动迅速展开。

毛泽东于1948年8月1日复信李济深、何香凝等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号召“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希望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等问题“共同研讨”。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新政协运动也进入筹备实施阶段。受中共中央邀请，从1948年到1949年，民革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代表相继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民革领导人参与到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附件《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的讨论。经过多次讨论、反复协商，中共中央与民革等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完成了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前期的历史性工作。《协议》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和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等，民革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同时也是新政协参加单位之一。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1月7日，李济深先到达大连，之后到达沈阳，与先期抵达的其他民革领导人会合。在东北解放区，李济深等人受到热烈欢迎。解放区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政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举行的民主人士欢迎会上，李济深说他在解放区“看到一般平民真正享受了民主成功自由的幸福，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动员人民的力量有了最大的成功，以及中共党员领导人民工作的艰苦努力和解放军的无比英勇，令人钦佩不已”。

1月22日，李济深与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民革第一次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从此，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语句五：

“便是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于时局声明》，1949年1月27日

这段话出自民革于1949年1月27日在沈阳发表的《对于时局声明》。

面对战场上的不断失利，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谈，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就国共和平谈判的问题作了正面的回应，并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中共的和谈八项条件，使得蒋介石以“和平”为手段与中共周旋的阴谋难以实现。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口头上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民革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在1月22日李济深等55人发表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中，除了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攻势，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并明确表示“彻底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1月27日，民革在沈阳发表了《对于时局声明》，进一步阐明了民革的政治态度：一是坚定表明，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二是明确指出，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是中国真正永久和平实现的先决条件，而三反（笔者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目标的贯彻，“是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实现的前提”；三是坚决表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斗争的进行，“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四是深刻揭露，蒋介石假和谈及李宗仁所谓的要求谈判等行径，都是“在美帝指使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公开表演”；五是竭诚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同意全国民主人士提出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调和之可能”，强调“人民民主阵线内，决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的存在”。

至此，民革逐渐将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和《对于时局声明》上来，在关于时局的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保持高度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革积极投身人民民主革命，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贡献出民革的力量。

（金绮寅，作者单位：民革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