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界委员谈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基层治理的“中国方案”
发布时间:2024-03-12 09:30:46 来源:团结报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浮石镇依托村民议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推进“融议心安”村级议事协商基层治理模式,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结合起来。图为1月5日,在融安县浮石镇六寮村议事协商主题广场,镇、村干部和村民在议事。 黄孝邦 摄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各地紧紧依靠群众探索创新,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2023年是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金字招牌”,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莺代表民革中央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完善现代化基层治理》为题,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关于如何更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民革界委员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说,要坚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构建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合唱”格局,建立完善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化治理体制机制,强化部门相互配合联动,注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
朱新力表示,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立足全局谋一域”,如何盘活各方面社会资源、激发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共生效应”,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近年来,浙江把诉源治理纳入基层治理、平安建设的大格局中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级政法单位联合出台《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负领导责任,要建立起“党政领导、政法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朱新力说,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各方合力,构建纵向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和横向“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才能最大限度让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推动诉源治理行稳致远。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自主自治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参与、群策群力的生动局面。
“提到北京的‘西城大妈’‘朝阳群众’,还有杭州的‘武林大妈’,这些都是平安志愿者力量,是发展群众群防群治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示范。”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郭书宏说,这些力量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很多贡献。
郭书宏表示,为了更好发挥群众的积极自治模式,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领作用,统领群众力量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群众自治,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自治的责任感和获得感。
对于建立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联动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建议,高效能运行闭环管理,推动合力“共治”。在“前端”无差别受理,探索建立矛盾纠纷“一件事一次办”机制,实行“一窗反映、一门受理、一地综办”。在“中端”一体化调处,强化诉调、警调、检调、访调无缝对接、多元联动运行机制。在“后端”闭环式运行,健全群众诉求“受理—研判—分流—调处—督办—问效”全周期闭环运行流程。
李生龙还提出,要全流程过滤解纷,推动纠纷“共管”。诉前分流控增量,城市以楼栋楼层、农村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做实楼栋楼层、院落“微治理”。建立网格—社区—乡镇(街道)三级矛盾纠纷过滤解纷机制。诉中调解减存量,牢固树立“一个纠纷一个案件”理念,加强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诉外联动防变量,建立健全归口负责、多元共治机制,推动更多基层治理单位共建联动化解机制。
加强纠纷预防也十分重要。李生龙认为,要立足源头预防,抓制度、抓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矛盾纠纷分析发布机制。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抓薄弱。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及规范执法。立足多项发力,抓早、抓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心理服务。
自治法治德治相融,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路径。
“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代表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发动群众,而是强调三者结合发力。”郭书宏说道。
郭书宏认为,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力,重点是解决治理的主体和组织形式等问题,鼓励把群众能够自己办的事交给群众。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重点是解决治理的依据和手段问题,强调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构筑底线、定分止争。德治是基层治理的软实力,重点是解决治理主体和基层社会的道德修养问题,强化道德约束,达到“春风化雨”“德润民心”的效果。他关注到“三治融合”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李生龙表示,自治、法治、德治并举,就是要有效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感化作用,“三治”整合了现代治理手段和传统治理资源,契合了当前乡村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样态,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实践方案和农业强国实现路径。
李生龙认为,“三治融合”应以自治为基础促进法治与德治兼容互济,围绕加强规范有序、自主创新、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引导乡村治理重心下移,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凸显“三治”融合的主体价值;应以法治为保障规范自治与德治健康发展,逐步树立法律在保护农民权益、维护乡村秩序、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权威,促使“三治”融合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应以德治为感化助推自治和法治平稳运行,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重塑乡村道德秩序,大力培育“三治”融合文化基因,为厉行自治和法治提供情感基础。
郭书宏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不断完善自治:一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二是结合乡村振兴完善文明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郭书宏说,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扎实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对于强化法治,郭书宏提出,要强化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整合法律资源,拓展法律服务领域。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公正司法。
在发挥德治作用方面,郭书宏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另一方面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道德榜样、家训家风、公序良俗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平息矛盾纠纷,使德治与自治互为前提,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
“‘三治’融合要想发挥作用达到好的效果,坚持党建统领是前提和保障。”郭书宏说,“枫桥经验”是系统性的机制,党的建设作为统领是根本保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科技支撑数字赋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基层治理年”,推进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促进副中心“云窗口”智慧政务与基层治理深入对接,提升便民服务信息化水平;
浙江绍兴开发了“浙里兴村治社”应用,自上而下统筹整合进村入社事项,自下而上打造民情回应机制,进一步加固了社会治理的根基;
……
科技支撑、数字赋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很多地方和部门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一个个智慧化管理平台和应用竞相涌现,让治理更智能、更高效。
“科技赋能,让治理有‘智’,基层治理正不断走向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郭书宏介绍说,通俗来讲,科技赋能就是“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正在成为现实,过去我们需要交很多表、跑很多路才能办成的事,现在通过自助服务、“一站式”服务甚至是手机小程序就可以“一键解决”。
郭书宏认为,既要利用好科技手段提高便民、利民服务,还要进一步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的问题。基层治理要用好科技手段,关键还在于要更新传统观念,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学会“大数据”理念,这样才能使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升级。
李生龙建议,高水平建设整体智治,推动数据“共享”。建好一体化智治“中枢”,加快建立市级层面具有统筹调度、指令下达、纠纷转办、信息集约功能的矛盾纠纷化解信息化平台。打通一体化智治“壁垒”,统一数据标准和准入,把“信息孤岛”连成“数据大陆”。提升一体化智治“效能”,建设矛盾纠纷化解数字化集成应用。
朱新力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构建协同闭环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空间,要探索利用大数据提升预测预警预防矛盾纠纷的能力,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和处置闭环管控,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数智支撑体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具体到人民法院的工作,朱新力谈到,就是要遵循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致力于数字善治,基于大平台、大数据实现精准治理。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善用数字化改革新动能、新手段,在数字改革中探索整体智治模式,加快构建整体高效的运行管理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二是坚持数字赋能。注重提炼模型、算法、组件、知识和规则,以算力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推动数字化向智能化进一步提升。三是聚焦制度重塑。及时固化改革成果,放大改革成效,实现流程再造、模式重构、制度重塑,提炼形成更多具有前瞻性、示范性、引领性的理论成果、制度规则。
民革中央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针对我国在构建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民革中央从构建“全覆盖”制度体系、构建“全链条”联动体系、构建“全平台”服务体系、构建“全要素”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引发与会委员关注和讨论。
民革界委员普遍认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为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民革党员和政协委员,要立足党派特色和岗位责任积极履职,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贡献智慧力量。
两会观察
谈实践——“枫桥经验”六十余载历久弥新
六十多年来,“枫桥经验”经历岁月却历久弥新,从小镇走向全国,探索实践、守正创新,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一起来听听3位全国政协民革界委员讲述的践行“枫桥经验”的基层治理鲜活故事。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郭书宏:
检察公开听证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检察实践。
我工作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就始终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检察公开听证,以公开促公正,让公平正义“可围观”“能感触”。
据统计,三分院自履职以来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员、知名学者、律师、社区工作人员等参加公开听证,共召开案件公开听证近200件次,大部分案件通过检察公开听证当事人或达成和解,或服判息诉,实现了案件三个效果的统一。
听证实践中,我们将听证会“搬”到“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百姓家中,还开创了“公开听证+促和解”“上门听证”“直播听证”等便民、利民新模式,将听证、调解、释法说理和普法融为一体,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地彰显了司法公信力和公平正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案件大省。近年来,浙江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决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持续深化在省、县、乡、村四级总结推广的“浙江解纷码”、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龙山经验”和临安“共享法庭”,助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强化司法建议管理,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赋能,建立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诉源治理组织领导机制、“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诉源纠纷就地受理就地化解机制、重大诉源预警预测机制、诉源在线智能化解机制等五大机制,形成了诉源治理“浙江模式”。
全省法院收案数连续六年稳步下降,从2017年的全国第2位降至去年的第11位,“诉讼大省”的状况明显改观。《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诉源治理‘浙江模式’不仅回答了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之问,也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法治实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
近年来,重庆法院推出落实强基导向“六项工作”——建设“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和“代表委员联络站”两个平台支点,打造“一街镇一法官”和“一庭两所”两项联动机制,夯实“车载便民法庭”和“云上共享法庭”两个科技支撑。这“六项工作”互补互联、融合发展,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全市法院引入调解品牌“老马工作室”,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为第三方调解力量入驻法院开展调解搭建平台。“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入选中共二十大“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获评最高人民法院“十大最具特色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全市法院全面设立“代表委员联络站”,紧扣联络站代表委员履职服务站、社情民意直通车和为民办实事窗口职能定位,邀请代表委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建立“一街镇一法官”机制,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基层司法服务。建立“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覆盖全市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促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一体联动和协同共治。巴南区建立“一庭两所”矛盾纠纷快速调解、调解协议同步审核、司法确认文书当场领取的联动联调“在线司法确认”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巴南法院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内核融入新时代人民法庭,获评人民法院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唯一特等奖,并作为永久教具保存在国家法官学院,供中外学员学习使用。全面推广“云上共享法庭”,上线运行“全渝数智法院TV版”,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远程诉讼服务。
(团结报记者 王恺强)
[ 责任编辑:刘雪松 ]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浮石镇依托村民议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推进“融议心安”村级议事协商基层治理模式,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结合起来。图为1月5日,在融安县浮石镇六寮村议事协商主题广场,镇、村干部和村民在议事。 黄孝邦 摄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各地紧紧依靠群众探索创新,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2023年是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金字招牌”,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莺代表民革中央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完善现代化基层治理》为题,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关于如何更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民革界委员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说,要坚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构建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合唱”格局,建立完善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化治理体制机制,强化部门相互配合联动,注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
朱新力表示,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立足全局谋一域”,如何盘活各方面社会资源、激发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共生效应”,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近年来,浙江把诉源治理纳入基层治理、平安建设的大格局中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级政法单位联合出台《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负领导责任,要建立起“党政领导、政法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朱新力说,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各方合力,构建纵向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和横向“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才能最大限度让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推动诉源治理行稳致远。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自主自治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参与、群策群力的生动局面。
“提到北京的‘西城大妈’‘朝阳群众’,还有杭州的‘武林大妈’,这些都是平安志愿者力量,是发展群众群防群治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示范。”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郭书宏说,这些力量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很多贡献。
郭书宏表示,为了更好发挥群众的积极自治模式,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领作用,统领群众力量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群众自治,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自治的责任感和获得感。
对于建立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联动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建议,高效能运行闭环管理,推动合力“共治”。在“前端”无差别受理,探索建立矛盾纠纷“一件事一次办”机制,实行“一窗反映、一门受理、一地综办”。在“中端”一体化调处,强化诉调、警调、检调、访调无缝对接、多元联动运行机制。在“后端”闭环式运行,健全群众诉求“受理—研判—分流—调处—督办—问效”全周期闭环运行流程。
李生龙还提出,要全流程过滤解纷,推动纠纷“共管”。诉前分流控增量,城市以楼栋楼层、农村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做实楼栋楼层、院落“微治理”。建立网格—社区—乡镇(街道)三级矛盾纠纷过滤解纷机制。诉中调解减存量,牢固树立“一个纠纷一个案件”理念,加强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诉外联动防变量,建立健全归口负责、多元共治机制,推动更多基层治理单位共建联动化解机制。
加强纠纷预防也十分重要。李生龙认为,要立足源头预防,抓制度、抓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矛盾纠纷分析发布机制。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抓薄弱。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及规范执法。立足多项发力,抓早、抓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心理服务。
自治法治德治相融,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路径。
“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代表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发动群众,而是强调三者结合发力。”郭书宏说道。
郭书宏认为,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力,重点是解决治理的主体和组织形式等问题,鼓励把群众能够自己办的事交给群众。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重点是解决治理的依据和手段问题,强调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构筑底线、定分止争。德治是基层治理的软实力,重点是解决治理主体和基层社会的道德修养问题,强化道德约束,达到“春风化雨”“德润民心”的效果。他关注到“三治融合”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李生龙表示,自治、法治、德治并举,就是要有效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感化作用,“三治”整合了现代治理手段和传统治理资源,契合了当前乡村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样态,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实践方案和农业强国实现路径。
李生龙认为,“三治融合”应以自治为基础促进法治与德治兼容互济,围绕加强规范有序、自主创新、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引导乡村治理重心下移,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凸显“三治”融合的主体价值;应以法治为保障规范自治与德治健康发展,逐步树立法律在保护农民权益、维护乡村秩序、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权威,促使“三治”融合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应以德治为感化助推自治和法治平稳运行,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重塑乡村道德秩序,大力培育“三治”融合文化基因,为厉行自治和法治提供情感基础。
郭书宏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不断完善自治:一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二是结合乡村振兴完善文明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郭书宏说,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扎实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对于强化法治,郭书宏提出,要强化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整合法律资源,拓展法律服务领域。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公正司法。
在发挥德治作用方面,郭书宏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另一方面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道德榜样、家训家风、公序良俗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平息矛盾纠纷,使德治与自治互为前提,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
“‘三治’融合要想发挥作用达到好的效果,坚持党建统领是前提和保障。”郭书宏说,“枫桥经验”是系统性的机制,党的建设作为统领是根本保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科技支撑数字赋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基层治理年”,推进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促进副中心“云窗口”智慧政务与基层治理深入对接,提升便民服务信息化水平;
浙江绍兴开发了“浙里兴村治社”应用,自上而下统筹整合进村入社事项,自下而上打造民情回应机制,进一步加固了社会治理的根基;
……
科技支撑、数字赋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很多地方和部门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一个个智慧化管理平台和应用竞相涌现,让治理更智能、更高效。
“科技赋能,让治理有‘智’,基层治理正不断走向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郭书宏介绍说,通俗来讲,科技赋能就是“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正在成为现实,过去我们需要交很多表、跑很多路才能办成的事,现在通过自助服务、“一站式”服务甚至是手机小程序就可以“一键解决”。
郭书宏认为,既要利用好科技手段提高便民、利民服务,还要进一步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的问题。基层治理要用好科技手段,关键还在于要更新传统观念,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学会“大数据”理念,这样才能使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升级。
李生龙建议,高水平建设整体智治,推动数据“共享”。建好一体化智治“中枢”,加快建立市级层面具有统筹调度、指令下达、纠纷转办、信息集约功能的矛盾纠纷化解信息化平台。打通一体化智治“壁垒”,统一数据标准和准入,把“信息孤岛”连成“数据大陆”。提升一体化智治“效能”,建设矛盾纠纷化解数字化集成应用。
朱新力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构建协同闭环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空间,要探索利用大数据提升预测预警预防矛盾纠纷的能力,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和处置闭环管控,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数智支撑体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具体到人民法院的工作,朱新力谈到,就是要遵循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致力于数字善治,基于大平台、大数据实现精准治理。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善用数字化改革新动能、新手段,在数字改革中探索整体智治模式,加快构建整体高效的运行管理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二是坚持数字赋能。注重提炼模型、算法、组件、知识和规则,以算力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推动数字化向智能化进一步提升。三是聚焦制度重塑。及时固化改革成果,放大改革成效,实现流程再造、模式重构、制度重塑,提炼形成更多具有前瞻性、示范性、引领性的理论成果、制度规则。
民革中央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针对我国在构建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民革中央从构建“全覆盖”制度体系、构建“全链条”联动体系、构建“全平台”服务体系、构建“全要素”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引发与会委员关注和讨论。
民革界委员普遍认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为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民革党员和政协委员,要立足党派特色和岗位责任积极履职,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贡献智慧力量。
两会观察
谈实践——“枫桥经验”六十余载历久弥新
六十多年来,“枫桥经验”经历岁月却历久弥新,从小镇走向全国,探索实践、守正创新,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一起来听听3位全国政协民革界委员讲述的践行“枫桥经验”的基层治理鲜活故事。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郭书宏:
检察公开听证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检察实践。
我工作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就始终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检察公开听证,以公开促公正,让公平正义“可围观”“能感触”。
据统计,三分院自履职以来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员、知名学者、律师、社区工作人员等参加公开听证,共召开案件公开听证近200件次,大部分案件通过检察公开听证当事人或达成和解,或服判息诉,实现了案件三个效果的统一。
听证实践中,我们将听证会“搬”到“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百姓家中,还开创了“公开听证+促和解”“上门听证”“直播听证”等便民、利民新模式,将听证、调解、释法说理和普法融为一体,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地彰显了司法公信力和公平正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案件大省。近年来,浙江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决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持续深化在省、县、乡、村四级总结推广的“浙江解纷码”、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龙山经验”和临安“共享法庭”,助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强化司法建议管理,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赋能,建立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诉源治理组织领导机制、“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诉源纠纷就地受理就地化解机制、重大诉源预警预测机制、诉源在线智能化解机制等五大机制,形成了诉源治理“浙江模式”。
全省法院收案数连续六年稳步下降,从2017年的全国第2位降至去年的第11位,“诉讼大省”的状况明显改观。《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诉源治理‘浙江模式’不仅回答了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之问,也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法治实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
近年来,重庆法院推出落实强基导向“六项工作”——建设“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和“代表委员联络站”两个平台支点,打造“一街镇一法官”和“一庭两所”两项联动机制,夯实“车载便民法庭”和“云上共享法庭”两个科技支撑。这“六项工作”互补互联、融合发展,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全市法院引入调解品牌“老马工作室”,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为第三方调解力量入驻法院开展调解搭建平台。“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入选中共二十大“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获评最高人民法院“十大最具特色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全市法院全面设立“代表委员联络站”,紧扣联络站代表委员履职服务站、社情民意直通车和为民办实事窗口职能定位,邀请代表委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建立“一街镇一法官”机制,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基层司法服务。建立“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覆盖全市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促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一体联动和协同共治。巴南区建立“一庭两所”矛盾纠纷快速调解、调解协议同步审核、司法确认文书当场领取的联动联调“在线司法确认”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巴南法院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研发推广“车载便民法庭”,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内核融入新时代人民法庭,获评人民法院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唯一特等奖,并作为永久教具保存在国家法官学院,供中外学员学习使用。全面推广“云上共享法庭”,上线运行“全渝数智法院TV版”,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远程诉讼服务。
(团结报记者 王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