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发布时间：2024-07-27 09:50:00 来源：团结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国际科技革命深远发展、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背景下的一次会议。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为我国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高扬生态文明旗帜，坚定不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为广大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在新时代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工业化，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在有限的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资源之上，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物质富有、精神富足，同时还要将百亿吨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清零，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全面平衡。在新的发展范式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探索更加全面的经济活动测量方式，建立可持续、有韧性、包容性的绿色发展新模式。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在西方几百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计代价的发展政策统领，到安全供应的能源政策统领，再到清洁生产的环境政策统领，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气候政策统领等不同历史阶段。而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以及国际环境看，按这些阶段实施都不现实。可行的路径是将各个发展阶段统合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具体表现就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
在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阶段，我们既要克服先发国家曾经遇到的技术、资金、土地、人力、能源等传统发展要素的约束，又要解决环境改善、生态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还要面对大国激烈竞争下的非正常性甚至报复性措施的影响。因此，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将是多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发展。
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必须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以探索新质生产力实现的不同形态为前进方向，牢牢把握高度信息化和深度工业化等抓手，全面提高数字化、智能化、物联网化水平，不断打破能源资源等约束瓶颈，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向更高维度跃迁。
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近些年来，非传统安全的气候极端事件愈演愈烈，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要全面深入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和贸易利益，又要持续推动新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持。
绿水青山，是国之根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需要探索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转化的途径、方式和手段，建立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链接以及自然要素与价值实现的有机流动。
完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是一项创新性极强的工作，既需要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也需要方法、途径、工具、手段的创新。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快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推出预期明确的政策，释放确定的政策信号；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安排上，要界定管制范围、市场边界，推出金融工具、土地工具、资源工具、财税工具，确保企业能够释放经济活力，让国民经济在新的发展范式下畅通起来，循环起来。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过去十多年，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地方污染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生态破坏个案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还不稳固，新污染物治理的问题和全球性的塑料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高质量发展阶段呼唤高水平保护。高水平保护，需要主动调整生态环境治理策略，要在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和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条件下，研究实施更加经济合理的、更加精准高效的政策手段，建立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建立国家生态环境健康监测体系；要以更加灵活、精准、有效的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本质改善和内在改善，逐步变行政手段为主的治理方式为市场手段为主的治理体系。
与此同时，要健全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机制，变“治理”为“服务”，变“治理压力”为“高质量发展动力”，要为企业主体更多采取财税激励性、行业引领性的环境经济政策，减少非必要的干预行为；要站在区域性的尺度和更广的范围探索总量控制制度和内部排污交易制度等，进一步释放企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管理部门可以建立“科技环保”“智能环保”“全产业链环保”等帮扶机制，探索“环保特派员”制度，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人力智力物力等全方位支持，形成千方百计助力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李 勇，系农工党中央绿色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
[ 责任编辑：赵昕 ]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国际科技革命深远发展、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背景下的一次会议。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为我国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高扬生态文明旗帜，坚定不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为广大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在新时代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工业化，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在有限的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资源之上，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物质富有、精神富足，同时还要将百亿吨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清零，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全面平衡。在新的发展范式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探索更加全面的经济活动测量方式，建立可持续、有韧性、包容性的绿色发展新模式。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在西方几百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计代价的发展政策统领，到安全供应的能源政策统领，再到清洁生产的环境政策统领，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气候政策统领等不同历史阶段。而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以及国际环境看，按这些阶段实施都不现实。可行的路径是将各个发展阶段统合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具体表现就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
在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阶段，我们既要克服先发国家曾经遇到的技术、资金、土地、人力、能源等传统发展要素的约束，又要解决环境改善、生态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还要面对大国激烈竞争下的非正常性甚至报复性措施的影响。因此，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将是多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发展。
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必须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以探索新质生产力实现的不同形态为前进方向，牢牢把握高度信息化和深度工业化等抓手，全面提高数字化、智能化、物联网化水平，不断打破能源资源等约束瓶颈，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向更高维度跃迁。
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近些年来，非传统安全的气候极端事件愈演愈烈，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要全面深入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和贸易利益，又要持续推动新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持。
绿水青山，是国之根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需要探索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转化的途径、方式和手段，建立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链接以及自然要素与价值实现的有机流动。
完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是一项创新性极强的工作，既需要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也需要方法、途径、工具、手段的创新。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快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推出预期明确的政策，释放确定的政策信号；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安排上，要界定管制范围、市场边界，推出金融工具、土地工具、资源工具、财税工具，确保企业能够释放经济活力，让国民经济在新的发展范式下畅通起来，循环起来。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过去十多年，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地方污染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生态破坏个案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还不稳固，新污染物治理的问题和全球性的塑料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高质量发展阶段呼唤高水平保护。高水平保护，需要主动调整生态环境治理策略，要在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和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条件下，研究实施更加经济合理的、更加精准高效的政策手段，建立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建立国家生态环境健康监测体系；要以更加灵活、精准、有效的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本质改善和内在改善，逐步变行政手段为主的治理方式为市场手段为主的治理体系。
与此同时，要健全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机制，变“治理”为“服务”，变“治理压力”为“高质量发展动力”，要为企业主体更多采取财税激励性、行业引领性的环境经济政策，减少非必要的干预行为；要站在区域性的尺度和更广的范围探索总量控制制度和内部排污交易制度等，进一步释放企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管理部门可以建立“科技环保”“智能环保”“全产业链环保”等帮扶机制，探索“环保特派员”制度，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人力智力物力等全方位支持，形成千方百计助力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李 勇，系农工党中央绿色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