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饶的陈女士最近通过以旧换新购买了一台一级能效空调，政府补贴让她省下了1200元；而就在同城，民建会员、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审计局科员林琦却遇到了尴尬：他的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在参与以旧换新时平台估价仅为二手交易平台报价的40%。这两个真实案例，折射出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不同面貌。

据商务部消息，自2024年8月加力实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以来，截至今年4月10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达10035万台；2025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积极成效，有力带动了消费持续回升向好。

推动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既能促进消费、拉动投资，也能增加先进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是惠企利民的重要举措。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异和回收体系等实际问题，民建中央经过深入调研，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打通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堵点的提案》，试图为打通消费品以旧换新“最后一公里”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民建中央在调研中发现，政策落地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地区推进不平衡。“江西省直到2024年9月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比广东省晚了整整5个月。”参加相关调研的林琦告诉记者，即使在江西省内，边远县市的政策覆盖率也远低于中心城区，部分地区的消费者甚至不知道有这项惠民政策。对此，提案建议“加快推进省级统筹资金，改变同省不同城市资金分散、规则不一的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回收市场的真实处境。调研中，一位回收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常常处于产能过剩的“吃不饱”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城乡回收网络分布不均，偏远地区回收点稀缺，回收成本较高。特别是大宗废旧商品（如家电、汽车）缺乏完善的从消费者到企业的回收运输网络，企业参与意愿较低；二是回收技术落后、回收渠道分散，企业难以高效利用或再制造零部件。一些平台采取“买新视为已回收”的粗放模式，无需旧机也可享受以旧换新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回收企业产能过剩。

这位回收企业负责人坦言，很大一部分的旧品流向了非正规回收渠道，这些“游击队”式的回收商既没有环保资质，也不具备专业拆解能力，却凭借更高的回收报价吸引消费者。“环保拆解技术成本高，中小企业难以承担。”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赵波告诉记者，以贵金属提炼为例，一套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投资就超过千万元，这让大多数中小企业望而却步。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领域，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认证标准，很多修复后的零部件难以获得市场认可，造成资源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民建中央在提案中建议，要加强信息透明度建设，建立统一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评估标准，确保评估公正透明。另外，还要通过制定专门针对旧品回购市场的行业标准、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络旧品回购平台的监管等方式，推动旧品回购市场规范化发展。

据测算，1吨旧手机能累计提取约400克黄金；一台报废汽车可回收钢铁约800公斤、有色金属约40公斤；每回收1吨废旧家电，拆解出的再生资源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4.7吨。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消费品以旧换新不仅是一项促消费政策，更是推动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消费者选择高能效产品，也将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

“以家电消费品为例，大件家电市场出现消费高潮，小家电市场较为冷清。”民建中央在调研中发现，以旧换新的市场呈现冷热不均的情况。对此，提案建议鼓励企业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并通过加强市场监测和预警，建立健全家电消费市场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变化。根据消费者换新需求和产业升级需要，因地制宜扩大以旧换新补贴的产品覆盖范围。

消费意愿不足是制约以旧换新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民建中央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居民对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持谨慎态度，直接影响了参与以旧换新的积极性。提案建议，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等财政工具直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着力培育新就业增长点。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银发经济等领域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让居民有稳定的收入预期。

随着以旧换新线上化程度提高，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在消费安全方面，提案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协作，增强消费者信任。”赵波说。她表示，需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执法力度，对回收企业数据收集行为进行规范。“目前，京东等平台已试点‘隐私脱敏’技术，仅收集必要信息并加密存储，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据赵波介绍，随着政策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正在形成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在浙江，“回收企业信用红黑榜”实施半年就使投诉量下降30%；在广东，智能评估系统的应用让旧品估价透明度提升40%。这些地方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我们期待通过政策优化，让更多家庭享受到绿色消费的红利。”赵波表示，下一步，建议重点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估价、补贴、服务全流程透明化，同时将更多新兴品类纳入补贴范围。

（团结报记者 李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