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的来龙去脉
发布时间：2016-09-19 22:17:19 来源：上海农工网 作者：严巍惠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革命政党，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低潮时期，酝酿建党则可追溯于“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1928年起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这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农工党的正式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组党的酝酿和准备
一、武汉分共前夕开始酝酿组党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共之后，加紧对武汉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武汉形势日益险恶，严重地笼罩着分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一部份坚持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愿革命中辍的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以及国民党内的许多革命同志，都打算重整旗鼓，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马日事变”之后，邓演达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阐述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及其与革命群众、特别是与农民问题的关系，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的生死问题，革命的生死问题”。他说：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因为党内分子的复杂而不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改组国民党。现在呢？严重的时期到了，成了民国元年的局面，一切权柄都在大小军阀手上。中国国民党的信徒，革命的党徒，要紧紧拿着真正的青天白日的旗子，革命的旗子。
1927年5月间，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5月底至7月初，邓演达、谭平山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到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集中革命的势力。对此，除陈公博拒绝外，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当时联络的范围很广，在总政治部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接受了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和谭平山虽然主张建立新党，并为其实现而积极进行联络。但他们的动机和办法，是各不相同的。邓演达是要集合革命的势力，统一革命的领导，确立执行党的政策所必须的权力，因而打算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合二而一”，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所以他提出“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是对陈独秀和第三国际很有意见，对国共的分裂危险亦深表忧虑，因而打算合并国共两党，建立一个执行三大政策但不受第三国际控制的革命组织。所以他提出：“解散国共两党，成立新党。”在这段时间里，苏联顾问鲍罗廷原也设想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形成新的左派，以阻止汪精卫集团的“分共”行动，但第三国际代表罗易坚持以汪精卫“为中心”。武汉形势遂急转直下，邓演达等组党之议刚刚开始，汪精卫集团便已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时邓演达已先此出走，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下，亦纷纷离开了武汉，向九江、南昌等地汇集，为挽救革命而酝酿“八一”南昌起义。
二、《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及其影响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离汉口出走，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被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而受到接待。9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也一道来到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的欢迎。邓演达、宋庆龄等与蒋、汪决裂而来莫斯科以后过从甚密，主要就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常相计议。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在目前情况下，有成立组织作为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但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它愿意与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等等。为此邓演达一方面函促已到上海的同志，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到香港向彭泽民、何香凝等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邓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有往来，互通消息。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关于“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问题，宋庆龄认为：“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也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所以宣言是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
宣言指出：“现在已证明本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宣言还分析了“中国民众之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大部分与他们联合的高利资本家的共同勾结所构成之中国政治经济势力的统治。”所以“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其与他们相结合之高利资本家者。”
宣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之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它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即本此使命，“在其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在当时，发表《莫斯科宣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不是一个脱离了国民党的新政党，而只是为了挽救中国国民党和复兴中国革命的一个临时性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团体。”所以宣言声称：它的责任是“在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一面迅行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一面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本会职权，即行撤消。”这个宣言发表后，对于国内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彷徨苦闷的人，特别是对于当时汇集在上海的谭平山等筹组新党的活动，顿象号角晨钟，影响很大。所以，后来邓演达回国正式组党仍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并在一些文件中强调“本党成立于民国十六年冬季。”也还是从其历史影响出发考虑的。
中华革命党及其纲领
一、中华革命党产生的经过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惨遭捕杀，各地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全被捣毁，为挽救革命而发动的八－南昌起义又告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阵营亦有了分化。
1927年冬至1928年春，或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南昌起义下来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和－部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部分爱国反蒋而又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张曙时、季方、马哲民、邓初民、王枕心、肖炳章、连瑞琦、丘学训、包惠僧、黎明、孙靖华、黄慕颜、江董琴、赵舒、张申府、丘萼华、戴盆天、陈豹隐等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并愤恨其对自己的压迫，又不赞成共产党的做法，不愿跟着共产党去冒生命危险。所以相遇之后都认为“国民党不行了，共产党也不行。”但又“要求民族的生存，要找革命的出路。”因而感到有把大家组织起来的必要，尤以谭平山和章伯钧最为积极，为此多方奔走联络。邓演达等人的《莫斯科宣言》发表后，很多人受到鼓舞，咸谓“有了希望”，“有了法宝”。从此相互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几乎每星期六都是数人相约，或在英租界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到法租界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商谈组党问题。当时一般对《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精神均表示赞成，唯涉及党的名称，则意见分歧。原先谭平山等发起组织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主张坚持三大政策，继续反蒋；随后朱蕴山等又提出了组织“护党大同盟”旨在扩大团结范围，争取包括黄埔毕业生在内的各方面的反蒋势力，并决定朱蕴山负责联络国民党内的老人和军人，李世璋负责联络黄埔毕业生，章伯钧负责联络知识分子，开展反蒋活动。到1927年年底联络的人数逐渐多了，谭平山等认为“老这样下去不行，需要组织新党”。于是出现了对党名问题的各种意见，章伯钧等主张叫“中国农工党”，朱蕴山等提出叫“中国工农民众革命委员会”，张曙时等认为“搞组织主要是行动，不在形式。”赞成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谭平山说：“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恢复革命，我们还是仿效孙中山先生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时大多数人也觉得国民党名声已经很臭，要搞工农组织，而你的工农又在哪里？因而对谭平山的意见没有异议。随后谭平山即将国内的意见分别写信告诉了在欧洲的邓演达和在香港的彭泽民。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初定之后，公推谭平山起草党的《党纲》和《政纲》，并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和“科学的三民主义”的主张首先在上海进行活动。消息传出后，外界在尚未获悉其组织名称、政治纲领和社会基础之前，便以主观揣测，或属恶意歪曲，称之其为“第三党”。
二、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
1927年，谭平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撤至潮汕失败后，经香港到达上海。当时他已被中共中央在11月8日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开除党籍，也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于是他在《申报》上登出启事，说“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革命是超时代的”，声明脱离共产党。谭平山当时认为：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它这块反动招牌已经不行了；共产党的作法过火，在中国这样干行不通，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而主张组织个没有“国际”关系的、纯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要时恢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先从宣传着手。所以在草拟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之前，他透露：“现在共产党内发生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逼得脱离共产党的人在半数以上”。因此，他“计划要草拟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纲。目前暂时还用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纲领，把脱离共产党的同志和与邓择生有关系的人都重新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华革命党内，作为过渡。”基于上述设想，谭平山草拟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
《中华革命党党纲》分七个部分，首先提出的是中华革命党的使命。它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是三民主义，它的民族主义，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它的民权主义，是要扫除封建政治余毒的；它的民生主义，是要防止资本主义的流毒，发展国民生产，而向着超资本主义前进的。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推翻了、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所以要本着孙中山先生过去行动的准绳，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去团结孙中山先生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向前奋斗。
《党纲》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问题中的重要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手工业社会，它的政治是反动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党纲》规定革命成功之后，“即建设起平民的政权，向着新的经济政策建设。”“这个新的建设的路向，是政治上的新的平民政治与经济上的超资本主义。”
对于中国各政党派别的态度，《党纲》声称它的总的原则是：“本党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所以反对一切与平民利益相反的政党；本党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政党，所以反对一切和民族解放利益相反的政党。”具体的说：对于中国国民党，它说：“现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者，在人民的见地上，认他们为仇敌；在政党的见地上，否认他们是政治团体。”它同时也宣布“反对改组派的主张，允其是反对他那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它说：“最近共产党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张推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不顾中国客观上的可能性，一味以主观的意识去盲动，所以要批评反对他的纲领和行动。”最后，《党纲》号召党员一定要韧强的奋斗，要联合起来奋斗，去创造幸福的生活。
根据《党纲》的精神，谭平山同时还草拟了《中华革命党政纲》。《政纲》首先确定了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凡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现实被压迫的民族，皆与之结成特别亲密的关系，在行动上互相援助。其次，在政治制度上，提出“反对阶级独裁及以党专政的变相的官僚主义”。主张在经济平等的原则上，构成真正能代表各生产部门底人民利益而促进民族全体利益的政治制度，用职业联合会议制，组织全国最高的政治机关。再次，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的目的是建设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极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在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也分别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整个《政纲》分对外政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五个方面，所列举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比较详细，共152项。
三、邓演达同谭平山在纲领问题上的分歧
1928年春，谭平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和《政纲》提出后，即油印12份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分发讨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谭平山的纲领“是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而以共产党的面貌出现的。”因而始终没有认真地进行讨论。是年初夏，郑太朴随太虚法师赴德，受谭平山之托带了《纲领》往见邓演达。谭的《纲领》虽然也引用了《莫斯科宣言》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但邓演达看了之后，“总的印象是认为行不通”。他们之间的分歧：邓演达主张改组国民党，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复兴中国革命。谭平山则主张不再与国民党发生关系，不拘泥于三民主义的文字，要直接发动工农，实行民族的社会革命。所以邓演达说：“谭平山的三民主义，不红不白。”邓演达还认为：“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也还要考虑。孙中山先生搞中华革命党失败了，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所以现在不能用。因为我们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反革命的是少数，一改名称，多数人就不来了。还是等我们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以后，再改名称为好。”邓演达告诉郑太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忙把党和纲领拿出来，这个纲领暂时不要发表。”他说：“你回去跟他们讲，要么接受我们的领导，否则他们自己单独搞，也不必拥护我了。”
谭平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和《政纲》，虽曾在内部秘密流传，但由于内部意见难以统一，实际上没有讨论通过。后来日本人设法弄去一份，登载在《东亚杂志》上，才被公开出来。
中华革命党的宣传活动
一、一般的宣传活动
1927年底，谭平山等商议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即以“科学的三民主义”为号召进行宣传。所谓“科学的三民主义”，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亦即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唤起工农平民，进行民族的社会革命，经过非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当时，谭平山、邓初民、张曙时、李世璋等均按上述精神，对“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撰文加以发挥，并将这些文章以及宋庆龄、苏兆征等的文章编印成辑，名曰《科学的三民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这本《科学的三民主义》对于当时打开工作局面，建立和发展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少人就是因阅读后同意其主张而参加组织的。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莫斯科宣言》的号召并宣传其原则精神，还创办了一个周刊叫《星》，由马哲民主编，这在发起组党期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1928年5、6月问，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已渗入各个大学，发展和联系了大批青年学生，同时又正受到各种政治集团的围攻。为了回答各方面的攻击并加强青年工作，接连创办了《突击》、《灯塔》两个周刊，在上海、北平以及江浙等地颇有影响。中华革命党还先后在上诲法租界开设了“爱的书店”，戈登路海防路口开设了“晨曦书店”，作为秘密销售书刊、宣传品以及其他进步书籍的据点。
1929年3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李宗仁等因攘夺地盘而自相火并。中华革命党针对当时的“军阀内战重开，人民对革命更有迫切的要求”，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号召“革命势力有急速集中以促中国革命运动复兴之必要。”“更希望革命的党派，抛弃他们错误的策略，建立革命同盟，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之使命。”为了“集中奋斗的目标”，宣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临时行动纲领”：（一）组织人民政府，铲除封建及一切反动势力，推翻新旧军阀的统治；（二）保障人民有居住集会出版言论思想之绝对自由；（三）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四）废除苛捐杂税；（五）禁止鸦片赌博；（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罢工之自由权；（七）实行耕者有其田；（八）推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势力，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同各方面的论战
1928年春季，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声势和影响已逐渐扩大，引起了抱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集团的侧目。他们尽管感到“第三党近来的呼声益发甚嚣尘上”，但“对它的名称、主义、纲领、政策、社会基础和行动，却还不知道。”因而或为主观臆测，或属恶意歪曲，不期而对它发起了围攻，同时也攻击邓演达、谭平山等个人。攻击者除国民党和新旧军阀们的“喉舌”，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如《贡献》旬刊上陈公博的《我对于第三党的态度》，《战线》周刊上迪可的《论第三党》，《布尔塞维克》杂志上杨鲍安的《何谓第三党》，以及西山会议派的《再造》旬刊，和改组派的《革命评论》等等所登载的一些文章，几乎都是集中在“第三党是什么东西？”这样一个问题上，向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诸如说它是“国共之间的第三党”，“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中间党”，“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右派的混合体”，是“共产党的变种”，“离奇的主张”，“野心家和政客的妄谈”，“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游魂”等等。甚至在日本《国际》杂志上所刊登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2月25日的决议案中，也提到“第三党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将会变成反动派的工具。”
在这多方的围攻中，最猛烈者首推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在《革命评论》上公然叫嚷：“第三党现在是与我们利害十二分冲突的，情势差不多等于‘既生瑜何生亮’”。因此，他们“对第三党的态度是：甲、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乙、批评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丙、诱善其觉悟的分子。”当时，中华革命党与改组派的斗争，以上海和江苏各地最为突出，为了就如何对待改组派的问题统一认识和行动，由张曙时召集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方干部40余人在上海远东饭店三楼秘密集会。会上张曙时首先分析了形势，然后指出：改组派反蒋反共，我们反蒋也反汪，我们反蒋不仅是反对蒋介石个人，而且还要反对南京政权；改组派只是反对蒋介石个人，不反对南京政权，所以我们可以同共产党合作，但必须反对改组派。
为了回答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改组派的进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华革命党首先创办了《突击》周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刊物，主要用以向国民党、改组派和再造派“突击”，由丘学训主编，于1928年5月26日出版了第一期。接着在6月1日，由曹霄青、孙靖华主编的《灯塔》周刊创刊号又在上海问世。《灯塔》的创办，除参加“论战”之外，还寓“革命青年的灯塔”之意，并有团结和争取青年的任务。在这场尖锐而复杂的论战中，中华革命党的主要论点是：（1）现在国民党已经死亡，中国革命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很坚决的继承总理的革命遗志，效法孙总理民国二年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重新团结革命同志，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什么“第三党”。（2）我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近日（在去年11月以后开始实行的）的政策，就是他的超时代的政策。但并不是说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超时代的政策，就是不赞成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3）中国革命须联合一切革命势力，扩大革命战线，作带有极浓厚的社会革命色彩的平民革命。就是以工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作阶级斗争的联盟，以达到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独立。（4）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是以工农为基础，而以小资产阶级作革命同盟。他的对象不仅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建立一个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用非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生产，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
在这场论战中，敌友界限混在一起，各方面彼此攻讦，耗费了不少脑汁，抵消了革命力量。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个有领导的统一战线来维系革命内部相互关系的结果。
三、谭平山提出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
1928年6月间，中华革命党同各方面的论战正难解难分，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并迸一步开展活动，“同志们认为公开发表我们的政见的时期到了，而且必要了。”于是由谭平山提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准备讨论通过后，公诸于世。
宣言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特质”，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土地革命和超资本主义的革命。
宣言批评了当时有关“组织新党”的种种论点，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藉以回答各方面对它的攻击。
宣言说：辛亥革命和北伐运动所以失败，就因国民党是个多阶级的政党，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分化。它认为：“中国革命是劳动平民阶级的革命。劳动平民是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佃农、店员和小贩，他们不但有巨大的数量，而且共同的利害、要求和目的，这是客观形成的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中华革命党就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也只有中华革命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于成功。
宣言声称，中华革命党的主义就是站在劳动平民阶级的立场，以实现民族平等、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主义。
宣言重申了中华革命党的对外和对内的具体政策。最后还表明了它与各个党派的关系。它说：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中华革命党认定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对象是帝国主义，认定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政策。并且强调：“中华革命党是完全独立的政党”。它又说：中华革命党与欧洲社会改良主义的劳动党之类完全不同，中华革命党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现状。宣言声称：现在统治阶级的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华革命党认国民党为敌党，同时也要揭露“改组论者”的欺骗手段。宣言表示：对代表下层民众的各党派，皆愿与之联合。对共产党亦采取同样的态度，唯必须攻击其一切“左”倾的错误。对被压迫民族的国家所有民族革命的党派也均有联络之必要，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及代表劳动阶级的党派，皆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在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构成反帝革命联合战线之下，愿与第三国际发生同情的关系。
这个宣言的提出，对于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作了比较具体明确的阐述。但也从中看出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它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名似实异的。所以中华革命党内部存在着的对纲领的不同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
中华革命党的组织状况和活动
一、中央的组织状况
中华革命党经一段酝酿，至1928年初已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加“四面受攻”的严重处境中，行动极端秘密，凡事多是由少数核心人物碰头商议。所以中华革命党始终未经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只是由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丘学训、王枕心、马哲民、邓初民等一部分人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为主席团，并以谭平山为首作为中华革命党的“总指挥部”，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福煦路国民里14号，由戴盆天夫妇住二楼看守。在少数核心人物中，内定的大体分工是：鲁明山主持组织，马哲民主持宣传，朱蕴山负责联络军事，郑太朴负责联络青年。此外，不少人还有其负责联系的地区，如章伯钧联系北平，张曙时联系江苏，王枕心联系江西，黄慕颜联系四川，等等。
中华革命党初期的工作计划，主要是：（1）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行动；（2）在地方建立据点，恢复各地原有国民党左派的组织；（3）向文教界突破发展组织，联络青年学生，造成反蒋声势，推动反蒋斗争；（4）利用军阀混战，联络反蒋军队，策动反蒋运动。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华革命党面临的斗争也更加剧烈，处境日益艰苦。当时除国民党反动派对它加紧压迫外，改组派也采取拉和挤的办法，激烈地争夺着它的活动领域，并拉去了它的一些成员。
1928年6月13日，中华革命党“主席团”发出第一号《训令》。《训令》说：我们工作正当努力发展，反动的统洽阶级当然对我们的压迫更加厉害，而其爪牙暗探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之类，也加紧向我们造谣诬蔑，挑拨破坏，我们正处在四面受攻当中而奋斗。因此，我们决不能自己松懈我们的组织，更不因诬蔑威吓而妥协让步，必须集中一切的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奋斗，以求最远的成功。《训令》提出，“在这个极端严重的局势当中，应该建立权力集中的机关，尤其是中枢机关，绝对不允许扩大。”
二、地方组织和活动情况
1927年11月邓演达等发表《莫斯科宣言》后，流散在国内各地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北伐期间的许多政工人员，都受到很大鼓舞，咸望把“继续革命的组织”搞起来，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在一些地区建立联系、开辟据点、进行活动的基础。所以，从1928年开始，中华革命党陆续在一部分省市有了活动。
在上诲市的活动：
上海是中华革命党活动的中心，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当时中华革命党特别注重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打算在青年学生中建立基础。1928年初，中华革命党以上海各个大学作为主要的争夺领域，先后打入暨南、大夏、远东、光华、同济、劳动、大陆、东亚、群治等大学，发展了一批教授和学生，以宣传反帝反蒋和开展青年工作相结合，进行各种活动。其中。马哲民、邓初民等在大陆大学（校长陈公博）领导一批学生，为揭露改组派的“改良主义”而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9年4月大陆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批学生骨干仍在马哲民的领导下，常在花园坊等地秘密集会，接受任务。学生骨干刘金祥暑假回广东梅县因积极宣传反蒋，遭到当地反动政府的杀害。1929年冬，在各个大学青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青年组织“现代青年社”，联系青年学生达一千余人，出版了《现代青年》。不久，“现代青年社”一部分负责人何莫、王一帆、王一鸣等被捕，何莫壮烈牺牲。
中华革命党在注重青年工作的同时，也很重视军事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流亡到上海的黄埔毕业生，如黄雍、俞墉、余洒度等，大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专事联络黄埔同学，策动反蒋，并为以后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上海，中华革命党未设市级组织，而是将一般成员编为四个小组，分别由鲁明山、李世璋、郑太朴、朱蕴山掌握。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理论，发展组织，开展青年工作，进行反蒋宣传，等等。
三、中华革命党的尾声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已渐趋复杂而混乱，一些地方组织和活动多遭到打击，上层领导人之间，有些人对谭平山的主张和作法越来越感到不满，首先离开的是马哲民，接着邓初民、张曙时也走了。此外，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也束手无策。在上述惰况下，谭平山已不能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章伯钧等也反对谭平山再搞下去，中华革命党内部便无形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谭平山为首的一些人，如黄慕颜、鲁明山等，一派是章伯钧、王枕心、肖炳章等。为了解决矛盾，重整组织，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王枕心、肖炳章六人曾两次举行密会，决定劝谭平山“暂休”，请邓演达回国，并由章伯钧函促邓演达“早日回国主持党务”。但谭平山对此拒绝接受，并愤然向章伯钧摊牌说：“这个党是我谭平山搞还是邓演达搞？如果邓演达来搞，就要接受我的领导！”后经多方动员，特别是邓演达回国后谭邓双方多次会谈，谭平山见大势所趋，终于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表示愿作短暂休息，从而离开了组织，暂居上海。
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了将近两年半，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它的名称在开展活动中并未统一采用，它的纲领经谭平山草拟后并未通过，它的组织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并未正式成立。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属于筹备阶段的组织，说得形象些，它恰似一个胎儿。所以，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先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
（根据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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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革命政党，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低潮时期，酝酿建党则可追溯于“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1928年起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这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农工党的正式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组党的酝酿和准备
一、武汉分共前夕开始酝酿组党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共之后，加紧对武汉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武汉形势日益险恶，严重地笼罩着分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一部份坚持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愿革命中辍的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以及国民党内的许多革命同志，都打算重整旗鼓，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马日事变”之后，邓演达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阐述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及其与革命群众、特别是与农民问题的关系，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的生死问题，革命的生死问题”。他说：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因为党内分子的复杂而不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改组国民党。现在呢？严重的时期到了，成了民国元年的局面，一切权柄都在大小军阀手上。中国国民党的信徒，革命的党徒，要紧紧拿着真正的青天白日的旗子，革命的旗子。
1927年5月间，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5月底至7月初，邓演达、谭平山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到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集中革命的势力。对此，除陈公博拒绝外，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当时联络的范围很广，在总政治部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接受了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和谭平山虽然主张建立新党，并为其实现而积极进行联络。但他们的动机和办法，是各不相同的。邓演达是要集合革命的势力，统一革命的领导，确立执行党的政策所必须的权力，因而打算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合二而一”，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所以他提出“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是对陈独秀和第三国际很有意见，对国共的分裂危险亦深表忧虑，因而打算合并国共两党，建立一个执行三大政策但不受第三国际控制的革命组织。所以他提出：“解散国共两党，成立新党。”在这段时间里，苏联顾问鲍罗廷原也设想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形成新的左派，以阻止汪精卫集团的“分共”行动，但第三国际代表罗易坚持以汪精卫“为中心”。武汉形势遂急转直下，邓演达等组党之议刚刚开始，汪精卫集团便已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时邓演达已先此出走，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下，亦纷纷离开了武汉，向九江、南昌等地汇集，为挽救革命而酝酿“八一”南昌起义。
二、《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及其影响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离汉口出走，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被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而受到接待。9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也一道来到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的欢迎。邓演达、宋庆龄等与蒋、汪决裂而来莫斯科以后过从甚密，主要就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常相计议。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在目前情况下，有成立组织作为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但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它愿意与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等等。为此邓演达一方面函促已到上海的同志，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到香港向彭泽民、何香凝等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邓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有往来，互通消息。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关于“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问题，宋庆龄认为：“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也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所以宣言是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
宣言指出：“现在已证明本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宣言还分析了“中国民众之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大部分与他们联合的高利资本家的共同勾结所构成之中国政治经济势力的统治。”所以“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其与他们相结合之高利资本家者。”
宣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之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它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即本此使命，“在其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在当时，发表《莫斯科宣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不是一个脱离了国民党的新政党，而只是为了挽救中国国民党和复兴中国革命的一个临时性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团体。”所以宣言声称：它的责任是“在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一面迅行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一面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本会职权，即行撤消。”这个宣言发表后，对于国内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彷徨苦闷的人，特别是对于当时汇集在上海的谭平山等筹组新党的活动，顿象号角晨钟，影响很大。所以，后来邓演达回国正式组党仍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并在一些文件中强调“本党成立于民国十六年冬季。”也还是从其历史影响出发考虑的。
中华革命党及其纲领
一、中华革命党产生的经过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惨遭捕杀，各地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全被捣毁，为挽救革命而发动的八－南昌起义又告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阵营亦有了分化。
1927年冬至1928年春，或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南昌起义下来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和－部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部分爱国反蒋而又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张曙时、季方、马哲民、邓初民、王枕心、肖炳章、连瑞琦、丘学训、包惠僧、黎明、孙靖华、黄慕颜、江董琴、赵舒、张申府、丘萼华、戴盆天、陈豹隐等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并愤恨其对自己的压迫，又不赞成共产党的做法，不愿跟着共产党去冒生命危险。所以相遇之后都认为“国民党不行了，共产党也不行。”但又“要求民族的生存，要找革命的出路。”因而感到有把大家组织起来的必要，尤以谭平山和章伯钧最为积极，为此多方奔走联络。邓演达等人的《莫斯科宣言》发表后，很多人受到鼓舞，咸谓“有了希望”，“有了法宝”。从此相互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几乎每星期六都是数人相约，或在英租界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到法租界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商谈组党问题。当时一般对《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精神均表示赞成，唯涉及党的名称，则意见分歧。原先谭平山等发起组织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主张坚持三大政策，继续反蒋；随后朱蕴山等又提出了组织“护党大同盟”旨在扩大团结范围，争取包括黄埔毕业生在内的各方面的反蒋势力，并决定朱蕴山负责联络国民党内的老人和军人，李世璋负责联络黄埔毕业生，章伯钧负责联络知识分子，开展反蒋活动。到1927年年底联络的人数逐渐多了，谭平山等认为“老这样下去不行，需要组织新党”。于是出现了对党名问题的各种意见，章伯钧等主张叫“中国农工党”，朱蕴山等提出叫“中国工农民众革命委员会”，张曙时等认为“搞组织主要是行动，不在形式。”赞成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谭平山说：“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恢复革命，我们还是仿效孙中山先生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时大多数人也觉得国民党名声已经很臭，要搞工农组织，而你的工农又在哪里？因而对谭平山的意见没有异议。随后谭平山即将国内的意见分别写信告诉了在欧洲的邓演达和在香港的彭泽民。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初定之后，公推谭平山起草党的《党纲》和《政纲》，并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和“科学的三民主义”的主张首先在上海进行活动。消息传出后，外界在尚未获悉其组织名称、政治纲领和社会基础之前，便以主观揣测，或属恶意歪曲，称之其为“第三党”。
二、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
1927年，谭平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撤至潮汕失败后，经香港到达上海。当时他已被中共中央在11月8日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开除党籍，也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于是他在《申报》上登出启事，说“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革命是超时代的”，声明脱离共产党。谭平山当时认为：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它这块反动招牌已经不行了；共产党的作法过火，在中国这样干行不通，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而主张组织个没有“国际”关系的、纯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要时恢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先从宣传着手。所以在草拟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之前，他透露：“现在共产党内发生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逼得脱离共产党的人在半数以上”。因此，他“计划要草拟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纲。目前暂时还用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纲领，把脱离共产党的同志和与邓择生有关系的人都重新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华革命党内，作为过渡。”基于上述设想，谭平山草拟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
《中华革命党党纲》分七个部分，首先提出的是中华革命党的使命。它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是三民主义，它的民族主义，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它的民权主义，是要扫除封建政治余毒的；它的民生主义，是要防止资本主义的流毒，发展国民生产，而向着超资本主义前进的。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推翻了、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所以要本着孙中山先生过去行动的准绳，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去团结孙中山先生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向前奋斗。
《党纲》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问题中的重要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手工业社会，它的政治是反动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党纲》规定革命成功之后，“即建设起平民的政权，向着新的经济政策建设。”“这个新的建设的路向，是政治上的新的平民政治与经济上的超资本主义。”
对于中国各政党派别的态度，《党纲》声称它的总的原则是：“本党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所以反对一切与平民利益相反的政党；本党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政党，所以反对一切和民族解放利益相反的政党。”具体的说：对于中国国民党，它说：“现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者，在人民的见地上，认他们为仇敌；在政党的见地上，否认他们是政治团体。”它同时也宣布“反对改组派的主张，允其是反对他那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它说：“最近共产党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张推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不顾中国客观上的可能性，一味以主观的意识去盲动，所以要批评反对他的纲领和行动。”最后，《党纲》号召党员一定要韧强的奋斗，要联合起来奋斗，去创造幸福的生活。
根据《党纲》的精神，谭平山同时还草拟了《中华革命党政纲》。《政纲》首先确定了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凡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现实被压迫的民族，皆与之结成特别亲密的关系，在行动上互相援助。其次，在政治制度上，提出“反对阶级独裁及以党专政的变相的官僚主义”。主张在经济平等的原则上，构成真正能代表各生产部门底人民利益而促进民族全体利益的政治制度，用职业联合会议制，组织全国最高的政治机关。再次，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的目的是建设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极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在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也分别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整个《政纲》分对外政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五个方面，所列举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比较详细，共152项。
三、邓演达同谭平山在纲领问题上的分歧
1928年春，谭平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和《政纲》提出后，即油印12份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分发讨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谭平山的纲领“是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而以共产党的面貌出现的。”因而始终没有认真地进行讨论。是年初夏，郑太朴随太虚法师赴德，受谭平山之托带了《纲领》往见邓演达。谭的《纲领》虽然也引用了《莫斯科宣言》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但邓演达看了之后，“总的印象是认为行不通”。他们之间的分歧：邓演达主张改组国民党，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复兴中国革命。谭平山则主张不再与国民党发生关系，不拘泥于三民主义的文字，要直接发动工农，实行民族的社会革命。所以邓演达说：“谭平山的三民主义，不红不白。”邓演达还认为：“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也还要考虑。孙中山先生搞中华革命党失败了，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所以现在不能用。因为我们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反革命的是少数，一改名称，多数人就不来了。还是等我们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以后，再改名称为好。”邓演达告诉郑太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忙把党和纲领拿出来，这个纲领暂时不要发表。”他说：“你回去跟他们讲，要么接受我们的领导，否则他们自己单独搞，也不必拥护我了。”
谭平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和《政纲》，虽曾在内部秘密流传，但由于内部意见难以统一，实际上没有讨论通过。后来日本人设法弄去一份，登载在《东亚杂志》上，才被公开出来。
中华革命党的宣传活动
一、一般的宣传活动
1927年底，谭平山等商议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即以“科学的三民主义”为号召进行宣传。所谓“科学的三民主义”，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亦即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唤起工农平民，进行民族的社会革命，经过非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当时，谭平山、邓初民、张曙时、李世璋等均按上述精神，对“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撰文加以发挥，并将这些文章以及宋庆龄、苏兆征等的文章编印成辑，名曰《科学的三民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这本《科学的三民主义》对于当时打开工作局面，建立和发展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少人就是因阅读后同意其主张而参加组织的。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莫斯科宣言》的号召并宣传其原则精神，还创办了一个周刊叫《星》，由马哲民主编，这在发起组党期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1928年5、6月问，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已渗入各个大学，发展和联系了大批青年学生，同时又正受到各种政治集团的围攻。为了回答各方面的攻击并加强青年工作，接连创办了《突击》、《灯塔》两个周刊，在上海、北平以及江浙等地颇有影响。中华革命党还先后在上诲法租界开设了“爱的书店”，戈登路海防路口开设了“晨曦书店”，作为秘密销售书刊、宣传品以及其他进步书籍的据点。
1929年3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李宗仁等因攘夺地盘而自相火并。中华革命党针对当时的“军阀内战重开，人民对革命更有迫切的要求”，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号召“革命势力有急速集中以促中国革命运动复兴之必要。”“更希望革命的党派，抛弃他们错误的策略，建立革命同盟，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之使命。”为了“集中奋斗的目标”，宣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临时行动纲领”：（一）组织人民政府，铲除封建及一切反动势力，推翻新旧军阀的统治；（二）保障人民有居住集会出版言论思想之绝对自由；（三）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四）废除苛捐杂税；（五）禁止鸦片赌博；（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罢工之自由权；（七）实行耕者有其田；（八）推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势力，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同各方面的论战
1928年春季，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声势和影响已逐渐扩大，引起了抱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集团的侧目。他们尽管感到“第三党近来的呼声益发甚嚣尘上”，但“对它的名称、主义、纲领、政策、社会基础和行动，却还不知道。”因而或为主观臆测，或属恶意歪曲，不期而对它发起了围攻，同时也攻击邓演达、谭平山等个人。攻击者除国民党和新旧军阀们的“喉舌”，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如《贡献》旬刊上陈公博的《我对于第三党的态度》，《战线》周刊上迪可的《论第三党》，《布尔塞维克》杂志上杨鲍安的《何谓第三党》，以及西山会议派的《再造》旬刊，和改组派的《革命评论》等等所登载的一些文章，几乎都是集中在“第三党是什么东西？”这样一个问题上，向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诸如说它是“国共之间的第三党”，“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中间党”，“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右派的混合体”，是“共产党的变种”，“离奇的主张”，“野心家和政客的妄谈”，“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游魂”等等。甚至在日本《国际》杂志上所刊登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2月25日的决议案中，也提到“第三党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将会变成反动派的工具。”
在这多方的围攻中，最猛烈者首推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在《革命评论》上公然叫嚷：“第三党现在是与我们利害十二分冲突的，情势差不多等于‘既生瑜何生亮’”。因此，他们“对第三党的态度是：甲、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乙、批评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丙、诱善其觉悟的分子。”当时，中华革命党与改组派的斗争，以上海和江苏各地最为突出，为了就如何对待改组派的问题统一认识和行动，由张曙时召集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方干部40余人在上海远东饭店三楼秘密集会。会上张曙时首先分析了形势，然后指出：改组派反蒋反共，我们反蒋也反汪，我们反蒋不仅是反对蒋介石个人，而且还要反对南京政权；改组派只是反对蒋介石个人，不反对南京政权，所以我们可以同共产党合作，但必须反对改组派。
为了回答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改组派的进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华革命党首先创办了《突击》周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刊物，主要用以向国民党、改组派和再造派“突击”，由丘学训主编，于1928年5月26日出版了第一期。接着在6月1日，由曹霄青、孙靖华主编的《灯塔》周刊创刊号又在上海问世。《灯塔》的创办，除参加“论战”之外，还寓“革命青年的灯塔”之意，并有团结和争取青年的任务。在这场尖锐而复杂的论战中，中华革命党的主要论点是：（1）现在国民党已经死亡，中国革命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很坚决的继承总理的革命遗志，效法孙总理民国二年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重新团结革命同志，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什么“第三党”。（2）我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近日（在去年11月以后开始实行的）的政策，就是他的超时代的政策。但并不是说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超时代的政策，就是不赞成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3）中国革命须联合一切革命势力，扩大革命战线，作带有极浓厚的社会革命色彩的平民革命。就是以工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作阶级斗争的联盟，以达到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独立。（4）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是以工农为基础，而以小资产阶级作革命同盟。他的对象不仅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建立一个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用非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生产，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
在这场论战中，敌友界限混在一起，各方面彼此攻讦，耗费了不少脑汁，抵消了革命力量。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个有领导的统一战线来维系革命内部相互关系的结果。
三、谭平山提出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
1928年6月间，中华革命党同各方面的论战正难解难分，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并迸一步开展活动，“同志们认为公开发表我们的政见的时期到了，而且必要了。”于是由谭平山提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准备讨论通过后，公诸于世。
宣言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特质”，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土地革命和超资本主义的革命。
宣言批评了当时有关“组织新党”的种种论点，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藉以回答各方面对它的攻击。
宣言说：辛亥革命和北伐运动所以失败，就因国民党是个多阶级的政党，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分化。它认为：“中国革命是劳动平民阶级的革命。劳动平民是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佃农、店员和小贩，他们不但有巨大的数量，而且共同的利害、要求和目的，这是客观形成的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中华革命党就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也只有中华革命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于成功。
宣言声称，中华革命党的主义就是站在劳动平民阶级的立场，以实现民族平等、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主义。
宣言重申了中华革命党的对外和对内的具体政策。最后还表明了它与各个党派的关系。它说：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中华革命党认定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对象是帝国主义，认定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政策。并且强调：“中华革命党是完全独立的政党”。它又说：中华革命党与欧洲社会改良主义的劳动党之类完全不同，中华革命党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现状。宣言声称：现在统治阶级的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华革命党认国民党为敌党，同时也要揭露“改组论者”的欺骗手段。宣言表示：对代表下层民众的各党派，皆愿与之联合。对共产党亦采取同样的态度，唯必须攻击其一切“左”倾的错误。对被压迫民族的国家所有民族革命的党派也均有联络之必要，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及代表劳动阶级的党派，皆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在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构成反帝革命联合战线之下，愿与第三国际发生同情的关系。
这个宣言的提出，对于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作了比较具体明确的阐述。但也从中看出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它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名似实异的。所以中华革命党内部存在着的对纲领的不同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
中华革命党的组织状况和活动
一、中央的组织状况
中华革命党经一段酝酿，至1928年初已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加“四面受攻”的严重处境中，行动极端秘密，凡事多是由少数核心人物碰头商议。所以中华革命党始终未经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只是由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丘学训、王枕心、马哲民、邓初民等一部分人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为主席团，并以谭平山为首作为中华革命党的“总指挥部”，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福煦路国民里14号，由戴盆天夫妇住二楼看守。在少数核心人物中，内定的大体分工是：鲁明山主持组织，马哲民主持宣传，朱蕴山负责联络军事，郑太朴负责联络青年。此外，不少人还有其负责联系的地区，如章伯钧联系北平，张曙时联系江苏，王枕心联系江西，黄慕颜联系四川，等等。
中华革命党初期的工作计划，主要是：（1）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行动；（2）在地方建立据点，恢复各地原有国民党左派的组织；（3）向文教界突破发展组织，联络青年学生，造成反蒋声势，推动反蒋斗争；（4）利用军阀混战，联络反蒋军队，策动反蒋运动。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华革命党面临的斗争也更加剧烈，处境日益艰苦。当时除国民党反动派对它加紧压迫外，改组派也采取拉和挤的办法，激烈地争夺着它的活动领域，并拉去了它的一些成员。
1928年6月13日，中华革命党“主席团”发出第一号《训令》。《训令》说：我们工作正当努力发展，反动的统洽阶级当然对我们的压迫更加厉害，而其爪牙暗探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之类，也加紧向我们造谣诬蔑，挑拨破坏，我们正处在四面受攻当中而奋斗。因此，我们决不能自己松懈我们的组织，更不因诬蔑威吓而妥协让步，必须集中一切的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奋斗，以求最远的成功。《训令》提出，“在这个极端严重的局势当中，应该建立权力集中的机关，尤其是中枢机关，绝对不允许扩大。”
二、地方组织和活动情况
1927年11月邓演达等发表《莫斯科宣言》后，流散在国内各地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北伐期间的许多政工人员，都受到很大鼓舞，咸望把“继续革命的组织”搞起来，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在一些地区建立联系、开辟据点、进行活动的基础。所以，从1928年开始，中华革命党陆续在一部分省市有了活动。
在上诲市的活动：
上海是中华革命党活动的中心，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当时中华革命党特别注重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打算在青年学生中建立基础。1928年初，中华革命党以上海各个大学作为主要的争夺领域，先后打入暨南、大夏、远东、光华、同济、劳动、大陆、东亚、群治等大学，发展了一批教授和学生，以宣传反帝反蒋和开展青年工作相结合，进行各种活动。其中。马哲民、邓初民等在大陆大学（校长陈公博）领导一批学生，为揭露改组派的“改良主义”而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9年4月大陆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批学生骨干仍在马哲民的领导下，常在花园坊等地秘密集会，接受任务。学生骨干刘金祥暑假回广东梅县因积极宣传反蒋，遭到当地反动政府的杀害。1929年冬，在各个大学青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青年组织“现代青年社”，联系青年学生达一千余人，出版了《现代青年》。不久，“现代青年社”一部分负责人何莫、王一帆、王一鸣等被捕，何莫壮烈牺牲。
中华革命党在注重青年工作的同时，也很重视军事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流亡到上海的黄埔毕业生，如黄雍、俞墉、余洒度等，大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专事联络黄埔同学，策动反蒋，并为以后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上海，中华革命党未设市级组织，而是将一般成员编为四个小组，分别由鲁明山、李世璋、郑太朴、朱蕴山掌握。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理论，发展组织，开展青年工作，进行反蒋宣传，等等。
三、中华革命党的尾声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已渐趋复杂而混乱，一些地方组织和活动多遭到打击，上层领导人之间，有些人对谭平山的主张和作法越来越感到不满，首先离开的是马哲民，接着邓初民、张曙时也走了。此外，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也束手无策。在上述惰况下，谭平山已不能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章伯钧等也反对谭平山再搞下去，中华革命党内部便无形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谭平山为首的一些人，如黄慕颜、鲁明山等，一派是章伯钧、王枕心、肖炳章等。为了解决矛盾，重整组织，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王枕心、肖炳章六人曾两次举行密会，决定劝谭平山“暂休”，请邓演达回国，并由章伯钧函促邓演达“早日回国主持党务”。但谭平山对此拒绝接受，并愤然向章伯钧摊牌说：“这个党是我谭平山搞还是邓演达搞？如果邓演达来搞，就要接受我的领导！”后经多方动员，特别是邓演达回国后谭邓双方多次会谈，谭平山见大势所趋，终于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表示愿作短暂休息，从而离开了组织，暂居上海。
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了将近两年半，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它的名称在开展活动中并未统一采用，它的纲领经谭平山草拟后并未通过，它的组织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并未正式成立。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属于筹备阶段的组织，说得形象些，它恰似一个胎儿。所以，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先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
（根据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