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9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党的创始人——邓演达烈士被杀害干南京，到今年五十周年了。我们大家都怀着悲切的心情纪念他，作为他的战友、学生和他一同被捕而幸存的我，对邓演达烈士的音容伟绩、罹难经过，至今仍历历在目。

    邓演达先生由于反蒋倒蒋，被迫流亡国外。1930年回国后，积极筹建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以他为首的中央干事会。他主持党务工作，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写政治论文，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指出中国革命道路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团结农工群众，也就是要从军事上打倒蒋介石，建立以农工为基础的平民政权。他的正确主张，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引起了蒋介石的疯狂仇视，想方设法要谋害邓演达先生。当时，同志们都为邓先生的安全担心，劝他注意，并建议他暂肘离开上海免遭不测。邓先生表示：“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他说：“为农工平民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准备着被残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时刻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这坚毅感人的豪言壮语，不久竟成为邓先生遇难前的遗言。

    为了准备推翻反动政权，邓先生在上海积极培训干部。1931年秋，我和邓维亚（朝阳大学）、刘魁（交大毕业）、王宾荪（女，留日），同到上海参加培训。8月17日下午，我们往愚园路愚园坊20号开会，到会的还有罗任一（留日）、杨允鸿（留苏）等十余人。会上，邓演达先生绘我们宣讲国内外形势。正当我们听得入神的时候，门外突然闯进一伙暴徒，领头的还假惺惺地对邓说：“噢，我不知道是邓先生，早知道是你，我不会来，对不起！”接着一声嚎叫：“举起手来！”我们全体同志都被脚镣手铐捕送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三点多钟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我们吃点水泡饭。由于干渴和饥饿，大家都十分愤慨，邓先生便鼓励我们“打起精神来！”他安慰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并嘱咐罗任一把我们被捕的消息，设法公开出去，以免遭敌人暗害。经过和看守联系，当晚就把消息送到了有关方面。

    第二天，租界当局把我们解至“会审公堂”，由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审讯我们。法庭首先问邓先生，“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答：“我是”。又问，“你为什么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邓侃侃而谈，“我不是共产党，但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邓先生慷慨激昂的回答，使得审判者惊惶失措，不等邓把话讲完，就宣布把我们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8月21日，邓先生被单独押解到南京。临行前，他托人转告我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9月15日，我们也都被押到南京，男的关在军法司，我和壬宾荪寄押在江苏第一模范监狱。通过狱卒的传递，邓演达先生在狱中给我四次来信，他亲切关怀我们的生活、健康，询问我们的饮食情况，勉励我们多读书，借此机会好好锻炼，甚至把外面接济他的钱，也转来给我们。他在殉难前给宋庆龄先生及其他方面写过信，请他们设法把我们营救出去。邓先生在那样艰难危急的时刻，还一心记挂着同志们的安危，每想到这里不由我一阵心酸。

    10月3日邓先生从军法司被押走，去向不明。后来，我们收到他用红铅笔写的信，告诉我们他已被秘密转移到紫金山的一间荒屋里，以后不可能再通信了。11月29日，邓演达先生终于惨遭杀害。12月17日，上海各报登载了杀害邓先生的消息，并公布了蒋介石捏造的审讯经过。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我们才由宋庆龄出面联合冯玉祥等作保，于1932年1月获得释放。出狱后，我们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馆以吃饭为名，为邓演达先生开了一个秘密的追悼会，大家怀着悲痛肃立默哀，以寄托无尽的哀思。我们向邓演达先生英灵宣誓：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推翻蒋介石法西斯统洽！杨允鸿、邓维亚和我还为这次被捕赋诗述怀：杨允鸿：倾向沪宁道上行，千岩万壑正相迎；江南多少佳山水，不似金陵浪得名。邓维亚：负剑驰驱沪上游，围芦高耸入云矗；可堪灿烂黄金地，旅客何辜作楚囚。周竞西：连年飘泊旅魂惊，翘首南天泪暗倾；只恨关山过未半，焉知鼎镬已随身。七旬老母倚闾望，两岁婴孩待哺声；抚我长躯身七尺，几时拔剑斩魔氛。

    邓演达烈士牺牲已五十周年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当年邓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已经实现了。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讲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也是我们先烈的遗愿，我们一定要努力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一分力量。

    （原载《前进》月刊198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