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同志生长于广东惠阳县坪山的农村中，这是一块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乡村中流传极多革命的故事，如辛亥前三洲田的革命起义就在这个村的山上，又是革命先烈廖仲恺、邓仲元、邓演达、叶挺的故乡；这里的农民富有革命性，而且颇多出外当轮船上水手的工人，抗日时期有名的东江纵队就是在这土地上面成长起来的，曾伟自幼就受革命的影响。曾伟初中时代即丧失了父母，不能继续在学校求学，他是自己苦学不断的锻练自己追求进步的。初时为生活而投入县政府里担任文书，后调虎门要塞司令部政治部任干事，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他；他那时候，即异常爱好研读左翼文艺并学习写作，渐次读政治经济书籍，并好运动，日常生活极有规律，严格锻练自己，绝不为军队中不良习气所染。

　　1934年，曾伟受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影响，请求入军校，决心去学习军事学术并加紧锻练身体。

　　1936年夏，军校出来后被任为158师团政治指导员，但那时抗日战争还未发动，曾伟参加的军队开到闽西去，执行包围红军的任务，此时他处于异常苦闷的境地，仍积极从抗日观点影响官兵，转变官兵作抗日准备，并收集红军教育的小册子为自己学习资料，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得到极大的进步。

　　七七抗战爆发，他组织中大学生随军服务团，配合军队职务，热烈地在士兵群众中在粤东人民中动员抗敌。广州沦陷前，曾伟正在广州东浦动员人民武装，但其尚未完成工作，军队已向北撤退，曾伟率随军服务团向南路恩平阳江一带坚持敌后工作。

　　1939年初，曾伟辗转来到粤东兴宁，在我主持县政时主办的地方干部训练班，集中青年参加政治军事训练，因采取集体主义与批判制度去进行训练，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赤化兴宁的工作，曾伟此后即遭受国民党特务之压迫。

　　1940年冬，曾伟复入65军政治部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逮捕曾伟，因其极得军事长官信任才免于难。1942年曾伟出走桂林，在桂一面靠写作谋生，一面埋头研读马列主义。

　　1943年曾伟曾一度就柳州第四战区干训团任政治教官，1944年日寇陷湘，曾伟即参加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他好比一支抗敌的号角，到处为人民而呼喊。不久曾伟与张炎将军同返粤南动员人民抗敌，协助张氏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夹击之下苦战数月。张炎将军不幸遇害，曾伟因不同意张炎入桂而率队与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解放军汇合，坚持抗战，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离队赴香港。

　　此后他就在人民民主运动中不屈不挠地奋斗，他有健康的坚强体魄，他的为人乐观、积极向上，工作起来从无倦容，在斗争中锻练成精密的头脑。他有极好的演说才能，对群众演讲总是有声有色，语语动听，处处表现他极充沛的生命力。

　　曾伟具有多种优良的品质，他对人民民主事业是忠贞的，坚决的，勇于负责的，在最紧张最艰苦情况中，表现得更坚决。与张炎将军在南路人民抗日军处于不利的情况时，一个大风雨交加的晚上，敌人已异常逼近，曾伟坚主向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靠拢，以坚持战斗，坚决反对副军长搞小圈子的主张，就是副军长拔枪相向，他亦不为屈。以后事实证明曾伟的主张是正确的。

　　曾伟革命的坚决性和负责态度不仅表现在对敌人的斗争上，即对于民主阵线一些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见，或隐藏着错误倾向的企图，他必严肃地加以批判，从不放松。

　　曾伟这几年在南方、在上海，为人民民主运动而工作的精神，他对同志和群众的热和爱，同样为同志和群众所敬重。当曾伟到上海去工作后，冯裕芳同志常对人说：“曾伟同志到上海去了，对香港工作就少了一个主力军”。在香港的同志都希望他回来工作。曾伟离开上海后，上海同志又催促他回去，革命工作太需要他了。

　　曾伟同志又是一个好学不倦的青年，不论在行军中，在舟车上，都手不释卷，埋头研究。在虎门及以后军队服务时期曾伟向往马列主义，研习社会科学，在群众中吸收实际经验教训，建立为人民服务革命人生观；在桂林，埋头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作思想整理，系统地了解马列主义理论。到香港以后参加人民报的编辑工作，更是认真加以充实、修练，许多朋友都佩服曾伟同志磨练成为了一个最忠勇的革命斗士。

　　(原载于《曾伟同志殉难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5月21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