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国民党民主派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了全国性内战。

    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行径，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立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组织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她还号召国民党内的进步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民主制度的建立。

    宋庆龄的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民主派及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946年7月28日，彭泽民、何香凝、丘哲、张文、李章达、陈其瑗、陈汝棠、冯裕万、陈此生等44人联名通电，响应宋庆龄号召，呼吁内求和平，外伸正义，立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8月5日，蔡廷锴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理事会发表声明，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争端”。他还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援助，“以免好战派用以制造战争”。8月26日，冯玉祥在离开南京准备赴美国“考察”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立即停止内战，认为“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平，国内更要和平”。

    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成立联合政府的强烈愿望，于1946年10月下令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准备在会上强行通过维护其一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这一举动，更加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立场，因而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使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陷入了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彻底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斗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从抗战胜利初期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转到了公开打出反蒋旗帜、彻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上来。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使广大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认识到，只有把国民党各个民主派别的人士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才能形成合力，更好地开展反对蒋介石集团的革命斗争。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并且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共同的斗争中产生了联合起来的愿望和要求。

    1946年秋，民联中央首先派萧隽英、冯伯恒赴香港，与李济深、蔡廷锴等民促领导人协商加强国民党民主派统一行动的有关事宜，同时初步交换了民联、民促双方尽早统一的意见和建议。民联、民促的这次香港会谈，为以后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与统一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北平军调部和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后，又下令“通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宣布将在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并取消了给中共保留的“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的名额。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关上了国共谈判的大门，把自己完全置于同全国人民对立的地位。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这种拒绝和平、坚持反共内战的顽固立场，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实行各党派联合建国。李济深的这一声明发表后，很快得到了国民党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民主党派、工商业者、爱国华侨的积极响应。3月11日，民联香港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李济深的意见，认为“只有马上停止内战，商请各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谈话还希望国民党当局“痛自省察”，采纳李济深的意见。3月30日，民联粤港澳分会也发表宣言，呼吁“本党一切民主分子必须联成坚强的阵线”，“以坚决之行动，争取党内民主国内民主”，形成“与各党派共同巩固国内和平团结统一之局面”。

    共同的斗争，使国民党民主派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也使他们感到，只有尽快联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在《对时局的意见》发表后不久，李济深就在香港召集民促、民联在港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民主派联合之事。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冯伯恒、李民欣、黄精一、云应霖、陈树渠、萧隽英、李朗如、李杜等。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第一，民联、民促仍各维持原有组织，分头进行活动，但为统一协调双方的行动，由两会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联席会议，称南方联合执行部，推李济深为执行部主席，何香凝、蔡廷锴、李民欣、李朗如、黄精一、萧隽英、陈树渠、李杜、云应霖、陈此生为委员，萧隽英兼秘书长。执行部每半月开会一次。第二，反对内战，要求依据政协决议，实行民主政治，同时响应中共的各项言论及主张，策动民众团体，反对南京政府实行的各项反动政策。第三，派李杜赴东北、黄理存赴台湾开展工作，扩大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和影响。第四，设法与司徒美堂在香港合办渔业公司，以增加收入，作为开展反蒋斗争的经费。第五，组建国外总支部，积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与此同时，由蔡廷锴等负责召集第十九路军旧部，并在三罗设立联络处，组织“民主联军”。会议还决定，以上所制定的全部计划，由李济深在香港总负责。

    在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正积极酝酿成立联合组织之时，1947年4月27日，冯玉祥从美国致信李济深，也认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应尽快进行。他还在信中赞扬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反蒋立场，希望与李济深等联合起来，团结反蒋。冯玉祥的来信，给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以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尽快联合起来的决心。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集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在香港居所聚会，再次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尽快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大多数与会者还认为，民联、民促自成立以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尽管这两个组织都有联合的愿望和要求，但为了更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应当继续保留这两个组织。与会者认为，最好的联合方式是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让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这个新组织，并作为骨干力量来推动这个新组织的工作。由于与会者基本上都是民促的同志，于是，会议决定尽快请上海民联的同志来香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会议还希望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朱学范能路过美国，向正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征询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意见。

    会后，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认为“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希望谭平山等迅即前来香港，“共同筹划一切”。

    与此同时，朱学范在前往欧洲的途中绕道美国，在旧金山面见冯玉祥，向他介绍了香港方面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情况。冯玉祥表示完全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见，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由李济深担任领导。他认为，只有尽快建立这个组织，才能更好地联合民联、民促的同志，并进而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达到分化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他还表示，一旦这个组织在香港成立，他就尽快赶赴参加。知悉冯玉祥的意见后，李济深等人经过商议，决定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蔡廷锴、李章达等为新组织的发起人，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就在国民党民主派积极准备成立统一组织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基本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以后，开始了战略大反攻。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与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和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斗争中的国民党民主派，同时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面对军事上的惨重失败和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加强镇压措施，相继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后方共党处置办法》等法令，并公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使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大批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民众受到迫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谴责。李济深在香港发表讲话指出，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就是不允许在野党派的存在，从而彻头彻尾暴露了其独裁专制统治的真实面目。

    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独裁统治和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种种行径，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逐步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更加坚定了他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彻底决裂的决心，并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47年10月以后，随着大批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来到香港，组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

    1947年10月，民联领导人柳亚子从上海来到香港，带来了民联中央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意见，认为应当即刻着手开始成立的筹备工作。经过商议，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学范、朱蕴山、陈此生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李济深、何香凝为筹委会召集人，柳亚子为秘书长。不久，谭平山、陈铭枢等民联领导人也陆续来到香港参加了筹委会的工作。

    筹委会成立以后，立即开始了具体的筹备工作。在李济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筹委会多次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会议，具体讨论了组织名称、纲领和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并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有关文件。

    在讨论即将成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名称时，一开始筹委会的意见很不一致。柳亚子提议叫“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但一些人不同意，认为“国民党”已被蒋介石集团所玷污，主张不用这三个字。由于双方意见不能统一，筹委会决定征询宋庆龄和冯玉祥的意见。经征询，冯玉祥同意采用“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这个名称，而宋庆龄则提议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朱蕴山等十分赞同宋庆龄的主张。何香凝指出，保留国民党的名称，“可以团结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力量，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开始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自身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她认为，用国民党的名称，“我们这个组织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朱蕴山也指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民主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起义中也曾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新组织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正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筹委会一致同意将新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由于宋庆龄在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全国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而且一直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建立，因此参加筹备工作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如果宋庆龄能前来香港领导民革，民革将会在未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瑗6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吁请她来香港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领导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1947年12月，李济深还专程由香港秘密赴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民革的筹备情况，并恳请她南下主持即将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庆龄表示坚决支持民革的成立，但她认为，以她当时的身份，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她希望李济深等人把民革尽快筹建起来，把国民党里一切进步和愿意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共有来自各地的民联、民促代表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110余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推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20人组成主席团，宋庆龄为主席团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何香凝为主席。李济深在大会上致开幕词，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并简要介绍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经过。他还指出，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何香凝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她指出，这次联合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她还要求大家“真心实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2月25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代表们以协商的方式，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为民革的正式成立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基本文件，选举了由中央执行委员5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组成的第一届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等1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冯玉祥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选举柳亚子、李锡九、陈汝棠、冯伯恒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通过发表的各种文件，全面阐述了民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会认为，近20年来，蒋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背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因此，大会决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大会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大会指出，“中国革命之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能否完成，而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保证，又在于三大政策之是否坚决执行”。大会认为，“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大会还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

    大会主张：“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府未成立以前，联合组织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之联合政府，为过渡时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推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和饥饿；“在肃清官僚化的前提下，有计划地促进国营企业之发展，在预防独占化的前提下，一般地促进民族资本之繁荣。提倡合作制度，没收豪门资本”。

    大会还强调了反帝和倒蒋的不可分性，认为“只有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因此，大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执行的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将美军及其顾问团撤出中国。

    李济深在大会上作了闭幕讲话。他指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与南京政府的决裂。他强调，民革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政权。他还要求民革全体成员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认真体认三民主义之正确性和本党革命任务”，不可过激也不可落后。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是全面阐述民革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通过这些文件，民革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坚持三大政策的基本立场，并且明确表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初步提出了自己反对封建剥削和官僚大资本的经济纲领。这些内容表明，民革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大体一致的。因此，民革从成立之日起，便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同盟军。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并赞同民革提出的纲领和主张，表示愿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与民革等民主党派一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香港工委等都曾作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潘汉年、方方等中共领导人也对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民革得以顺利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民革一大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并制定出同新民主主义纲领原则基本一致之政治纲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局限，也由于当时民革成员的基本构成比较复杂，从而致使民革一大在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使某些不适当的观点出现在所制定的一些文件中。如《成立宣言》就将“三民主义”认定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和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民革广大成员及领导人从实际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大联合。这不仅意味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进行了彻底和公开的决裂，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加速分化，更加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