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多思路、多维度推动基础学科超前布局，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培育深厚土壤
发布时间：2021-03-10 14:15:27 来源：民盟中央微信公众号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人民网 王铣 摄
我们所说的基础学科，一般指研究自然社会基本发展规律、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基本知识的学科，多为传统学科，很难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然而，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与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有最根本、最直接的关系。比如17世纪到18世纪，以微积分、牛顿力学为代表的一批基础学科重大突破，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关键的知识储备，成为引领人类从农业社会走进工业社会的钥匙。再比如20世纪初期，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一系列物理学革命，让人类迎来了流光溢彩、日新月异的崭新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数字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等等，都来源于此次革命。
尽管基础学科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产业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但这些突破似乎可遇而不可求，因为相较于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往往投入非常巨大，且发展非常缓慢。它将在什么时刻、在哪个点上取得突破，这个突破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即使最顶尖的专家也难以预知。因此，强如美国，在基础学科上的投入也出现逐年下降趋势。他们更多借助特有的人才高地优势，以“集世界人才而用之”的方式，推动本国的基础学科研究。
然而，基础学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的特点，恰恰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中国模式”善于制定长期规划的长处高度契合。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基础学科的下一次革命，很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家。由此带来的产业跃升，可能使我们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的“产业代差”优势，使我们走上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顶端，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强劲的动力。
目前，我们处在基础学科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黎明前夜，许多未来新产业的曙光已然显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发挥好制度优势，超前布局基础学科，争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
要超前布局基础学科，我认为应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多个维度切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基础学科体系：
一是采取逆向思维——从产业发展遭遇的瓶颈、发现的问题入手，反向思考如何加强基础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比如我们的发动机研发遇到了材料学方面的瓶颈，就要求我们从学科底层出发，加大化学教育力度，培养更多的化工人才。我们在芯片制造等诸多高端制造业领域遭遇“卡脖子”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在教育阶段，我们至少要改变当前高中生普遍不喜欢选考物理的功利导向，通过改革高考制度，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习物理、投身物理学研究。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学基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就启示我们，务必摒弃“数学无用”、中国传统数学教育不好等错误思维，继续加大力度开展中小学、大学数学教育，进一步强化我们国家的数学优势。切不可因为短视而把自己的优势变成劣势，使我们国家在未来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竞争中落于下风。
二是采取顺向思维——从基础科学研究亟待突破的难点、亟需发展的最前沿入手，集中力量和资源寻求突破。当前，我们人类处于“最好的时代”，科技发展的速度依然迅猛，产业升级的动力依然强劲，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似乎就在眼前。但我们也可能处于“最坏的时代”。因为事实上，基础学科在上世纪初的“奇迹之年”后就没有取得质的飞跃，不少学科的发展甚至陷于停滞。也正因此，有人怀疑科学发展已处于“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怀疑人类社会组织规模的上限已无法承载下次技术革命所需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迎难而上。要瞄准基础学科已经显露曙光的方向，在可控核聚变、分子生物学、电池新材料等领域大刀阔斧地加大投入、持续用力、精准发力，集中相关领域、相关行业、国内国外最优秀的人才，推动重点研究攻关，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三是推进学科交叉——通过加强基础学科教育和研究的交叉融合，催生创新火种，培育创新人才。从目前基础学科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学科整体进步较慢，但在各个学科交界的地方，创新的火花仍然可能大量迸发。比如物理学和医学的交叉融合，就可能催生出新一代的医疗仪器设备，从而有力推动医学革命。我们社会各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客观上也需要大量的多学科交叉人才。比如在医学领域，我们需要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深谙医学的“新医科”跨界人才，有了他们，医疗信息化、信息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就更可能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鼓励基础学科交叉融合。要鼓励更多学生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投身两个或多个专业的学习。教育部门可借鉴美国经验，支持高校开展“授课型研究生”教育，方便学生跨界学习、工学结合。建立数字学分体系助推这种学习。要鼓励大学打破专业、院系甚至学校壁垒，积极建设多学科交叉的实验室，让不同领域的人才互相学习借鉴，让各种思想观点持续交流碰撞。久而久之，必能催生创新火种，甚至可能点燃新技术、新产业革命的熊熊烈焰。
四是改革科研机制——基础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思维。就像我们国家的发展规划一样，对于基础学科研究，必须制定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五年规划，甚至五十年、一百年规划都有必要。与之相应的，我们要为基础学科研究项目提供充裕时间，切不可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我们有必要大幅延长基础学科研究项目的经费结算周期，让广大科研人员能够灵活安排资金，静下心来搞研究，不必在结算报销等琐事上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我们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必须坚决，甚至要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魄力和勇气。要花长时间、下大力气去“放水养鱼”，去培育催生基础科学革命的肥沃土壤。或许几千人、几万人，几年、十几年都研究不出什么重大成果，但只要能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我相信，时间会是我们的朋友，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
[ 责任编辑：刘雪松 ]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人民网 王铣 摄
我们所说的基础学科，一般指研究自然社会基本发展规律、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基本知识的学科，多为传统学科，很难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然而，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与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有最根本、最直接的关系。比如17世纪到18世纪，以微积分、牛顿力学为代表的一批基础学科重大突破，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关键的知识储备，成为引领人类从农业社会走进工业社会的钥匙。再比如20世纪初期，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一系列物理学革命，让人类迎来了流光溢彩、日新月异的崭新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数字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等等，都来源于此次革命。
尽管基础学科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产业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但这些突破似乎可遇而不可求，因为相较于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往往投入非常巨大，且发展非常缓慢。它将在什么时刻、在哪个点上取得突破，这个突破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即使最顶尖的专家也难以预知。因此，强如美国，在基础学科上的投入也出现逐年下降趋势。他们更多借助特有的人才高地优势，以“集世界人才而用之”的方式，推动本国的基础学科研究。
然而，基础学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的特点，恰恰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中国模式”善于制定长期规划的长处高度契合。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基础学科的下一次革命，很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家。由此带来的产业跃升，可能使我们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的“产业代差”优势，使我们走上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顶端，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强劲的动力。
目前，我们处在基础学科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黎明前夜，许多未来新产业的曙光已然显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发挥好制度优势，超前布局基础学科，争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
要超前布局基础学科，我认为应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多个维度切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基础学科体系：
一是采取逆向思维——从产业发展遭遇的瓶颈、发现的问题入手，反向思考如何加强基础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比如我们的发动机研发遇到了材料学方面的瓶颈，就要求我们从学科底层出发，加大化学教育力度，培养更多的化工人才。我们在芯片制造等诸多高端制造业领域遭遇“卡脖子”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在教育阶段，我们至少要改变当前高中生普遍不喜欢选考物理的功利导向，通过改革高考制度，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习物理、投身物理学研究。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学基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就启示我们，务必摒弃“数学无用”、中国传统数学教育不好等错误思维，继续加大力度开展中小学、大学数学教育，进一步强化我们国家的数学优势。切不可因为短视而把自己的优势变成劣势，使我们国家在未来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竞争中落于下风。
二是采取顺向思维——从基础科学研究亟待突破的难点、亟需发展的最前沿入手，集中力量和资源寻求突破。当前，我们人类处于“最好的时代”，科技发展的速度依然迅猛，产业升级的动力依然强劲，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似乎就在眼前。但我们也可能处于“最坏的时代”。因为事实上，基础学科在上世纪初的“奇迹之年”后就没有取得质的飞跃，不少学科的发展甚至陷于停滞。也正因此，有人怀疑科学发展已处于“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怀疑人类社会组织规模的上限已无法承载下次技术革命所需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迎难而上。要瞄准基础学科已经显露曙光的方向，在可控核聚变、分子生物学、电池新材料等领域大刀阔斧地加大投入、持续用力、精准发力，集中相关领域、相关行业、国内国外最优秀的人才，推动重点研究攻关，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三是推进学科交叉——通过加强基础学科教育和研究的交叉融合，催生创新火种，培育创新人才。从目前基础学科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学科整体进步较慢，但在各个学科交界的地方，创新的火花仍然可能大量迸发。比如物理学和医学的交叉融合，就可能催生出新一代的医疗仪器设备，从而有力推动医学革命。我们社会各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客观上也需要大量的多学科交叉人才。比如在医学领域，我们需要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深谙医学的“新医科”跨界人才，有了他们，医疗信息化、信息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就更可能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鼓励基础学科交叉融合。要鼓励更多学生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投身两个或多个专业的学习。教育部门可借鉴美国经验，支持高校开展“授课型研究生”教育，方便学生跨界学习、工学结合。建立数字学分体系助推这种学习。要鼓励大学打破专业、院系甚至学校壁垒，积极建设多学科交叉的实验室，让不同领域的人才互相学习借鉴，让各种思想观点持续交流碰撞。久而久之，必能催生创新火种，甚至可能点燃新技术、新产业革命的熊熊烈焰。
四是改革科研机制——基础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思维。就像我们国家的发展规划一样，对于基础学科研究，必须制定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五年规划，甚至五十年、一百年规划都有必要。与之相应的，我们要为基础学科研究项目提供充裕时间，切不可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我们有必要大幅延长基础学科研究项目的经费结算周期，让广大科研人员能够灵活安排资金，静下心来搞研究，不必在结算报销等琐事上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我们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必须坚决，甚至要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魄力和勇气。要花长时间、下大力气去“放水养鱼”，去培育催生基础科学革命的肥沃土壤。或许几千人、几万人，几年、十几年都研究不出什么重大成果，但只要能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我相信，时间会是我们的朋友，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